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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中雜記》原文及翻譯
雜記是以記事為主，它的特點是篇幅短小，長的千字左右，下面是小編收集整理的《獄中雜記》原文及翻譯，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原文：
康熙五十一年三月，余在刑部獄，見死而由竇出者日四三人。有洪洞令社君者，作而言曰：“此疫作也。今天時順正，死者尚稀，往歲多至日十數人。”余叩所以。杜君曰：“是疾易傳染，遘者雖戚屬，不敢同臥起。而獄中為老監者四，監五室。禁卒居中央，牗其前以通明，屋極有窗以達氣。旁四室則無之，而系囚常二百余。每薄暮下管鍵，矢溺皆閉其中與飲食之氣相薄。又隆冬，貧者席地而臥，春氣動，鮮不疫矣。獄中成法，質明啟鑰，方夜中，生人與死者并踵頂而臥，無可旋避，此所以染者眾也。又可怪者，大盜積賊，殺人重囚，氣杰旺，染此者十不一二，或隨有瘳；其駢死，皆輕系及牽連佐證法所不及者。”
余曰：“京師有京兆獄，有五城御史司坊，何故刑部系囚之多至此？”杜君曰：“邇年獄訟，情稍重，京兆、五城即不敢專決；又九門提督所訪緝糾詰，皆歸刑部；而十四司正副郎好事者，及書吏、獄官、禁卒，皆利系者之多，少有連，必多方鉤致。茍之獄，不問罪之有無，必械手足，置老監，俾困苦不可忍。然后導以取保，出居于外，量其家之所有以為劑，而官與吏剖分焉。中家以上，皆竭資取保。其次，求脫械居監外板屋，費亦數十金。惟極貧無依，則械系不稍寬，為標準以警其余。或同系，情罪重者反出在外，而輕者、無罪者罹其毒。積憂憤，寢食違節，及病，又無醫藥，故往往至死。”余同系朱翁、余生及在獄同官僧某，遘疫死，皆不應重罰。又某氏以不孝訟其子，左右鄰械系入老監，號呼達旦。余感焉，以杜君言泛訊之，眾言同，于是乎書。
凡死刑獄上，行刑者先俟于門外，使其黨入索財物，名曰“斯羅”。富者就其戚屬，貧則面語之。其極刑，曰：“順我，即先刺心；否則四肢解盡，心猶不死。”其絞縊，曰：“順我，始縊即氣絕；否則三縊加別械，然后得死。”惟大辟無可要，然猶質其首。用此，富其賂數十百金，貧亦罄衣裝；絕無有者，則治之如所言。主縛者亦然，不如所欲，縛時即先折筋骨。每歲大決，勾者十三四，留者十六七，皆縛至西市待命。其傷于縛者，即幸留，病數月乃瘳，或竟成痼疾。
余嘗就老胥而問焉：“彼于刑者、縛者，非相仇也，期有得耳；果無有，終亦稍寬之，非仁術乎？”曰：“是立法以警其余，且懲后也；不如此，則人有幸心。”主梏撲者亦然。余同逮以木訊者三人：一人予二十金，骨微傷，病間月；一人倍之，傷膚，兼旬愈；一人六倍，即夕行步如平常。或叩之曰：“罪人有無不均，既各有得，何必更以多寡為差？”曰：“無差，誰為多與者？”孟子曰：“術不可不慎。”信夫！
譯文：
康熙五十一年三月間，我（關押）在刑部監獄里，看見犯人死去而從墻洞里拖出去的，每天有三四個人。（獄中）有個原洪洞縣的知縣杜君，站起來說道：“這是瘟疫發作了呵。現在氣候正常，死的人還不多，往年（這時候）多到每天十多人。”我問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杜君說：“這種疾病很容易傳染，傳染上的人，即使是他的親屬，也不敢同他一起居住。而獄中有老監四座，每座老監有五間房子，看守們住在當中一間里，在房前的墻上開有窗戶，用來通光，屋頂也開有天窗，用來透氣。旁邊的四間牢房卻沒有開窗，可是關在里面的犯人經常有二百多人。每到傍晚便落了鎖，犯人的尿尿也都封閉在牢房里，同食物的氣味混在一起。再加上嚴冬時節貧窮的犯人在地上睡覺，等到春天地氣上升，很少有不生病的。監獄里有個老規矩，天亮了才開鎖，當深更半夜的時候，活人跟死人腳靠腳頭靠頭地躺著，沒有辦法避開，這就是傳染上的人多的原因。更值得奇怪的是，那些大強盜和犯案多次的賊，殺過人，案情重大的囚犯，精氣特別旺盛，染上這種病癥的十個當中沒有一兩個，有的即使染上了，隨即也就好了。那些接連死去的，都是因為罪輕被押以及被牽連的，被當作人證而不該受法律制裁的人。”
我說：“京城里有順天府的監獄，有五城兵馬御史衙門的監獄，為什么刑部衙門監獄里關押的犯人竟多到這種程度呢？”杜君說：“近年來的訴訟案件，（只要）案情稍微重一點，順天府、五城兵馬御史衙門就不敢專擅判決；再加上掌管京城九門守衛工作的步兵統領訪查、緝捕、檢舉、盤查出來的犯人，統統歸刑部監獄關押；而十四司的郎史、員外郎當中的那些喜歡多事的，以及官署內管文書的小史、典獄官、看守們，都以關押的人越多越有利可圖，稍微有點牽連的，就一定用盡方法捉來。如果進了監獄，不管有罪無罪，一定給戴上腳鐐手銬，關在老監里，使（他們）痛苦得無法忍受了，然后就勸導他們去找保人，放他們出獄住在老監的外邊，估計他們家里擁有的財產作為勒索的標準，而得來的錢就由官和小吏瓜分了。中產以上的人家，都竭盡自己的資財來找保人，家產少一點的，要求去掉腳鐐手銬住到老監外面的板屋里，費用也要好幾十兩銀子。只有（那些）非常貧窮無依無靠的犯人，才戴上刑具關押，一點也不寬容，還把他們做為標本警告其余的犯人。有的同案被囚的人，犯罪情節嚴重的反而出來住在外面，而罪輕的、無罪的卻遭受那披枷戴鎖的痛苦。他們心里積聚著憂愁憤恨，睡眠飯食又違背常規，等到生了病，又沒有藥物治療，所以常常造成死亡。”和我同案被關押的朱老先生、姓余的書生及早在獄中的同官縣的僧某人，先后傳染上瘟疫死去，他們都是不應該受到重罰的。又有個姓什么的用不孝的罪名控告他的兒子，（他）左右的鄰居（受牽連）被戴上刑具關進老監，整夜大哭大叫直到天亮。我對這些事有感觸，就拿杜君的話普遍詢問獄中的人，大家說的都一樣，于是便寫了下來。
凡是判了死罪地案件上奏（以后），劊子手就先等在牢房外面，支使他地同伙進去勒索財物，這叫做“斯羅”。家中富有地犯人，同伙就找他地親屬（談），對貧窮地犯人就當面告訴他。（對）其中受凌遲碎剮地，就說：“要是順從我，就先刺心臟；不然四肢砍完了，心還不會死。”（對）其中受絞刑地，就說：“要是順從我，開始一絞就能斷氣；不然絞三次（還要）加用別地刑具，然后才能死去。”只有對那些砍頭地，沒有什么好要挾地，但是還要留下他地腦袋做抵押品。因此，有錢地賄賂往往要花幾十兩甚至上百兩銀子，沒有錢地也要把自己地衣服賣光；一點財物沒有地，就按照說過地那樣來懲處他。負責捆綁犯人地也是這樣，（犯人）不能順從他地心愿，捆綁時就先折斷他地筋骨。每年秋天集中處決犯人時，勾著姓名立即執行地占判死罪囚犯地十分之三四，留著暫不執行地占十分之六七，都被捆綁到行刑地西市去等待命令。那些在捆綁時受了傷地，即使僥幸保留了性命，也要病上好幾個月才能痊愈，有地竟然成為殘廢。
我曾經找一個老年管文書的小官詢問過這件事：“他們跟那些被處決、被捆綁的人，不是有什么仇恨，只不過希望得到一點財物而已；果真沒有，最后也就寬容寬容他們，這難道不是一種善行嗎？”回答說：“這是為了立下規矩以警告其余的犯人，而且也用來懲戒后來的人；不這樣，那就人人都會有僥幸的心理。”專管給犯人戴手銬、打板子的人也是這樣。跟我同案被捕用木制刑具拷打審問的有三個人：一個人給了二十兩銀子，（結果）骨頭受了點輕傷，病了一個多月；一個人給的（比他）多了一倍的銀子，（只）打傷了皮膚，二十天就傷愈了；一個人給（的是他）六倍的銀子，當天晚上走起路來就跟平時一樣。有人問他們道：“犯罪的人貧富不一樣，你們已經從各個犯人身上都得了錢財，又何必還要按出錢多少來分別對待呢？”（他們回答）說：“沒有差別，哪個肯多出錢呢？”孟子說過：“選擇職業不可以不慎重。”（這句話）真對啊！
拓展：
作品簡介
《獄中雜記》是清代文學家方苞創作的一篇散文。作品散文可分為四個部分。第一、二兩段為第一部分，寫獄中瘟疫流行，死者甚眾的情況和原因。第三、四段為第二部分，進一步揭露行刑者，主縛者、主梏撲者手段的狠毒和用心的險惡。第五、六段為第三部分，揭發奸吏貪贓枉法的罪惡行為。第七段為第四部分，揭露胥吏獄卒和奸民相勾結牟利的事實，說明當時的監獄陰森可怕。這篇散文記敘具體真切，富有說服力，行文簡潔有序，卻不失生動。
創作背景
康熙五十年（1711年），方苞因《南山集》案牽連入獄。《南山集》為桐城人戴名世所著。戴名世在《南山集》的《與余生書》一文中提出寫歷史時應給明末幾個皇帝立“本紀”。此事被御史趙申喬揭發，戴名世全家及其族人牽累定死罪者甚多。方苞也因《南山集》序文上列有名字，被捕入獄。開始在江寧縣獄，后解至京城，下刑部獄。兩年后出獄，被編入漢軍旗，以奴隸身份入值南書房。康熙皇帝死后被特赦，解除旗籍。后累官至禮部侍郎。這篇文章是方苞出獄后，追述他在刑部獄中所見所聞的記錄。
作者簡介
方苞（1668—1749年），清代散文家。字鳳九，號靈皋，晚年又號望溪，桐城（今安徽桐城）人。康熙年間（1662—1722）進士。康熙五十年（1711年）因文字獄牽連入獄，得人營救，兩年后出獄。后官至禮部侍郎。他是桐城派古文的創始人，當時頗有影響。主張寫文章應講究“義法”，“義”指文章的內容，要符合封建的綱常倫理；“法”指文章的形式技巧，要結構條理，語言雅潔；從而做到“言之有物”，“言之有序”。提倡義理、考據、詞章三者并重。所作文章多宣揚封建禮教，有的也很有思想意義。有《方望溪先生全集》傳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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