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新媒介事件”之“新
論文摘要 學者們對新媒體事件的含義有著廣義、狹義、中性三種不同的認識，本文贊成中性的定義。新媒體事件之“新”，表現在新媒體事件有著新的把關人、承擔新功能、形成媒介新結構，帶來新挑戰。
論文關鍵詞 新媒體事件 把關人 新功能 媒介新結構
一、新媒體事件的含義
正如對“新媒體”、“新媒介”、“新傳媒”概念的爭議一樣，對于什么是新媒體事件，學者們也是眾說紛紜，眾多研究者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在研究新媒體事件的概念同時，他們也指明了新媒體事件的特征，正是在研究新媒體事件的特征中，才能概括新媒體事件的概念。
大多數學者在界定新媒體事件時首先明確新媒體事件以網絡、手機為技術基礎。在此基礎上，以新媒體事件的外延來劃分，可以分為廣義的定義、狹義的定義。
廣義的定義認為：新媒體事件是指由網絡、移動媒體等新媒體技術支撐體系下形成的為民眾廣泛關注并采取相應行動的熱點事件、引人注目的事件。蔣謝爾指出，所謂新媒體事件是指由網絡、移動媒體等為主的新媒體發布信息、形成相應輿論進而為民眾廣泛關注能采取相應行動的熱點事件。 蔣建國指出，新媒體事件是在新的技術支撐體系下，利用網絡、手機等媒體傳播最近在社會上發生并引人注目的事情。 韓敏指出，所謂新媒體事件是以網絡、手機為代表的開放式媒介技術為基礎，通過公民新聞運動產生的具有重大社會影響力的媒體事件。
中性的定義將新媒體事件界定為突發事件。周葆華指出，“新媒體事件”(New Media Event)的概念必須追溯至“媒體事件”(Media Event)。如果說“新媒體事件”主要指向突發事件，則“媒體事件”更多的是非突發事件——即預先計劃好的事件。
狹義的定義將新媒體事件界定為突發事件中的反抗權威性事件。許鑫通過對新媒體事件和傳統媒體事件的比較指出，新媒體事件是“新”媒體事件，不是“新媒體”事件，新媒體事件主要指以為傳播媒介，由網民傳播、推動事件進程并挑戰意識形態和現存社會權力結構的權威，帶有爭議性的社會事件。新媒體事件的“新”特征根本上體現于兩點：一是事件的意義并非完全由權力階層來定義，草根階層擁有更大的話語權;二是事件的社會效果并非是維護現存統治秩序，更多的是對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和權力結構的挑戰。
以上有關新媒體事件的定義，從外延上遞進縮小，即從熱點事件→突發事件→挑戰主流社會的突發事件。這三種定義，各有特點。廣義的定義被大多數學者所接受，其優點是普適性強，但本文認為，這個定義太寬泛了，除了媒體形式有所區別外，新媒體事件和媒體事件很難有所區分。媒體傳播的形式區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功能的差別所在。狹義的定義將新媒體事件界定為突發事件中的反抗權威性事件，和中國目前的實際情況相適應。由于中國處于過渡時期，各個階層利益沖突相對比較嚴重，加之各個階層之間信息溝通的渠道不暢通，在中國發生的新媒體事件基本上都涉及公共領域，挑戰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并獲得社會的共鳴。這也與中國傳統媒體長期以來缺乏獨立精神有很大關系。這類新媒體事件也是本文關注的核心內容。但從現實來看，這種概括太單一，以至于把現代社會大量存在的新媒體事件的其他類型排除在外。同時，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和進步，這類新媒體事件的比例會逐步降低。本文贊成中性的定義，認為這一定義既說明了新媒體事件和傳統媒體事件的區別，又為新媒體事件有關理論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二、“新媒體事件”之“新”
第一，新的把關人。威爾伯·施拉姆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點，媒介=把關人。他說：“我們將媒體稱為‘把關人’，而不是過濾器，這個詞是庫爾特·勒溫啟用的社會心理學術語。大眾媒介是信息在社會流通過程中的主要把關人。” 新媒體事件的平臺載體從報紙、電臺、電視等傳統媒體轉變為新聞網站、博客、論壇、手機、視頻、搜索引擎、SNS社區等，這種媒介形式的轉化，使得傳統媒體的“把關人”風光不再。新媒介技術門檻降低、互動性強，普通民眾甚至是社會底層可以和權力精英或者明星一樣成為新媒體事件的重要參與者或者賦權人。這樣，現實生活中的某些事件經新媒體披露和傳播后，在一定條件下，會由孤事件發展為可持續的運動，在營造群體氛圍的`基礎上影響主流社會，其傳播效果得到放大。這不僅是媒體形態的變化，或是媒介生態系統的擴展，也是媒體內容、話語權、主體性的變遷，是網絡的進一步發展和轉型。筆者以為，這是公民新聞以及“群眾書寫”的要點所在，是處于社會邊緣的信下階層加入創造歷史事件的關鍵所在，也是新媒體事件最根本的“新”特征。
第二，承擔新功能。在媒體自由得到充分發展的社會形態下，傳統媒體監督和批評權力精英的功能已經得到充分的發揮，媒體事件的這一功能不算突出，突出的是娛樂社會的功能——這本是媒體的原本功能之一。但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由于意識形態或者傳統思想的影響，媒體的監督或者制衡功能沒有得到有效的發揮。由于傳統媒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精英主導與策劃的，其程序單一，很容易被控制。但新媒體事件的出現使得政治精英對傳統媒體原本行之有效的管理辦法迅速走向失靈，其底層賦權與大眾書寫特征使得其發展方向充滿著不確定性，它打破了事件傳播與輿論進展的單向性而呈現出復雜狀態，事件的發展方向和最終結果往往很難由事件中的單一力量所能完全決向失控，這種狀況下，預警失靈也就成為事件中的常態。 如果新媒體事件沒有承載新的功能而僅僅是發生了傳播形式和方式的變化，這種對新媒體事件的研究就會喪失其現實意義。
第三，形成媒介新結構。這里的媒介新結構是傳統媒體和新媒體之間形成的新的結構狀態。由于不同社會結構性差異，中國大陸和港臺地區、西方國家存在很大的差別。因此其新媒體事件的表現也并不同一。在港臺社會，借網絡平臺而生的新媒體事件常常被吸納進主流媒介的光譜之中而逐漸“常規化”，新媒體事件由此變成傳統媒體獲取經濟利益的有效素材;而在中國大陸，由于新媒體相對傳統媒體具有“另類”色彩，所以新舊媒體之間更多體現為競爭、甚至對抗關系，而較少出現港臺社會的那種吸納特征。就事件走向而言，在港臺會因傳統媒體的吸納效果而使其常規化;但在大陸，新媒體事件的前景更加充滿不確定性，新媒體事件或者因其發展產生體制性變革，或者則因權力結構的打擊而飽受壓制、無果而終。 在中國，新媒體事件的頻發使得新媒體和傳統媒體之間總體上形成了一種相對獨立的競爭性結構狀態。
新媒體事件的特征實在和傳統媒體事件的比較中得出的，許鑫通過列表的方式將二者進行了比較，盡管他采用的是狹義的新媒體事件的定義，但他對新媒體事件特征的概括還是具有包容性的，并沒有局限于挑戰權威的偶發性爭議事件，因此，本課題借用許鑫的研究成果，并稍加修改，以清晰的說明在中國目前新媒體的特征：
第四，帶來新挑戰。新媒體的出現和逐步擴大，深刻影響著轉型時期中國的社會結構，網絡公眾輿論已成為社會關系與社會建制變革的重要推動力。處于轉型階段的中國，新媒體事件頻發對傳統政府管理模式提出了深刻的挑戰。在新媒體出現之前，有關公權力運行過程中出現的負面消息很少為社會公眾所知曉，相關消息被封鎖和限制在非常有限的范圍內。新媒體時代的到來使這一切都成為不可能的事情。以微博為例，“這一原本單純的展示自我舞臺與交流平臺，還一躍站到輿論潮頭，深刻改變傳播格局，并直接影響現實社會生態。那些活躍的微博用戶，‘粉絲’數動輒上百萬乃至千萬，遠遠超過傳統報刊的讀者數量，鼠標或手指輕輕一點，有如原子核裂變的轉發，更是幾何級地加大了傳播速度與力度。轉型期的中國有太多事件可以圍觀：某網友發微博披露一則事實或發出一個質疑，眾網友跟進評論和轉發，隨后相關網絡衍生品如漫畫、段子、惡搞歌曲開始出現，接著在網絡或傳統媒體上出現深度評論和調查，同時跟進微博上不間斷的‘爆料’，一場微博事件便可在短時間內達到高潮。” 中國的社會發展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人們在開始享有前所未有的物質財富的同時也享有了充分的民主權利和自由，但新媒體事件表達的人們對公正、平等、自由的向往，對公權力濫用的痛恨卻越發明顯。就像托克維爾分析的那樣，似乎人民獲取的公平與正義越多，對因公權力濫用而侵犯公平與正義的現象就越發難以容忍。新媒體的出現給社會大眾抒發這種關切提供了一個“人人都是報道者”的平臺，而對這一平臺公權力幾乎沒有辦法施加類似以前的那種控制和影響力。新媒體事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繞過既有新聞體制讓普通百姓說話，這種由傳統政治向“媒體政治”、“信息政治”轉化的過程在中國顯的尤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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