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云華
摘要：為避免重倫理輕科學的傳統文化傾向對誠信的消極影響，就需要在全社會倡導一種求真求實的科學精神。倡導一種為求知而求知的認識論的自覺，把求知本身看作認識的目的，有了這樣的認識事物的態度，就會從事物的本來面目出發，避免功利因素的干擾，避免為迎合權威與權勢而歪曲真理。從而，為誠信建設提供有力的價值依托。
在事實之真與倫理之善發生沖突的時候，是傾向于“事實”的選擇還是傾向于倫理的選擇，這是兩種不同的價值選擇。中國傳統文化傾向于“善”，即倫理的選擇，這就容易造成以善傷真的狀況。雖然有利于矛盾的暫時解決，卻留下了是非對錯的標準模糊不確定的隱患，為不尊重真的不誠信行為開了方便之門。要避免這種狀況，就需對傳統的重倫理輕科學的文化傾向進行認真分析與改造，消除其消極影響，在全社會倡導一種求真求實的科學精神。倡導一種為求知而求知的認識論的自覺，把求知本身看作認識的目的，有了這樣的認識事物的態度，就會從事物的實然即事物的本來面目出發，避免功利因素的干擾，避免為迎合權威與權勢而歪曲真理，從而為誠信建設提供有力的價值依托。
一、傳統文化的重倫理輕科學傾向及其對誠信的影響
中國傳統文化中關于人與人相處的學問，關于治國、治民的方略特別發達，即注重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相處、社會有序發展的道德倫理方面的思想豐富，傳統悠久，而求真、求實的科學思想雖然也有，但遠不如前者體系龐大，更不如前者備受關注，甚至科學發明被當作細枝末節而受輕視和排斥，似乎登不了大雅之堂。“中國古代的文人學者、士子大夫幾乎都認為知是道德之知，識是倫理之悟，偏重于倫理的領悟和道德的踐履，而把自然知識和科技發明視為‘雕蟲小技’、‘奇技淫巧’，認為它們會使人玩物喪志，因此不能登大雅之堂�！眰惱硭枷爰以谥袊鴼v史上聲名顯赫，而科學家卻默默無聞，孔孟等思想家被統治者封為圣人甚至被神化，大概凡中華民族的子孫都耳熟能詳，而四大發明的發明者卻是許多人不知曉的；孔孟都有寺廟，供后人瞻仰，而科學家少有享此殊榮的；盡管中國古代修建了阿房宮、長城、頤和園、故宮、三大石窟等震驚世界的偉大工程，但創造者的名字很少流傳。這種現象也從一個側面直觀地反映出中國傳統文化重倫理輕科學的傾向。關于這種傾向，趙汀陽先生在其文章《知識，命運和幸�！分杏羞@樣一段文字正好說明這一點：“中國哲學的思維定位不是‘知道’而是‘聞道/得道’。西方式的‘知道’是要看事物本身，而中國要‘聽’圣人之道，也就是想出來的大智慧。這種智慧在知識論上未必表達了事物本身，但它在實踐論上能夠對付得了事物。可以說，中國哲學探求的是實踐的大智慧而不是知識的大智慧。那種實踐的大智慧能夠使人得道，也就是在實踐/生活上獲得幸福和成功。”中國哲學的特點是重實用而不是實證，著重于探討為人處世的學問，探討的是應然，即應該是怎樣的，而缺乏實證的特點，很少探討實然，即實際上是怎樣的；注重對人的精神層面的研究，卻又極少研究人的心理發展的自然基礎與規律。中國的哲人大多是懷著治國安邦的責任感去研究學問的，注重的是經世致用，而極少懷著對客觀知識及真理的強烈興趣與追求去研究，中國的哲學家更大程度上是倫理思想家。這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化重倫理、中國人重生活知識輕科學知識的傾向。這種傾向使重視客觀與真實、追求真理的精神在傳統中國人心中的地位大打折扣，使傳統中國人的科學素質與科學精神沒有得到很好的培育，從而影響了求真求實風尚的提倡和發揚。這種傾向也造就了中國人重人情的特點，這一特點一方面使中國人幾千年來形成了純樸善良、互幫互助、扶危濟困、互諒互讓、顧全大局等讓其他一些西方民族向往的品性；另一方面，又有人情掩蓋實情的缺陷，造成某些時候只注重某些人的人情和面子，不顧客觀的事實及其他百姓的遭遇和感受的循私枉法，進而造成了人們之間發生糾葛，往往以權勢化解或以威力解決的現象。等級、關系取代了公共管理，力量原則(權力、武力)壓倒了禮讓原則。韋伯曾經把儒教倫理與新教倫理作過比較，指出二者之間的最大差異在于：儒教把倫理引向人際關系，新教把倫理引向工作關系，由此導致了兩種倫理對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同作用。儒教倫理作用點是人際關系，于是成為社會穩定與政治穩定的人文力量。新教倫理的作用點是工作關系，于是成為推動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人文力量。這種重人倫的倫理傾向固然造就了美奐美侖的封建大一統的秩序，使中華民族成為舉世矚目的禮儀之邦。另一方面，由于過于重人倫、秩序，人們的思想、精力集中于搞好秩序，處理好關系，卻忽視了事物發展的規律和真相，即不關心事實之真。這勢必造成投機鉆營的“關系學”盛行，限制求真求實精神的發揚光大，從而使以講究真誠、真實為基礎的誠信難以真正立足。
二、忽視“真”在倫理道德中的地位會導致道德標準混亂從而對誠信產生消極影響
真正的“誠信”應該建立在“真”的基礎上，最基本的要求應該是尊重客觀事實，平實地說真話。說真話是科學認知的要求，也應該是道德倫理的要求。不尊重客觀事實，不講實事求是，就會好壞善惡難辨，使道德評價標準潛藏著一種不確定的可以任意解釋的傾向，影響誠信道德的實踐。不講“真”的“善”，可能是懾于權威的結果，“指鹿為馬”的故事就是懾于權威，放棄真實，甚至顛倒是非的典型。對君主、對上級、對長輩的愚忠和盲目遵從也是懾于權威，以倫理之善傷事實之真，是不誠信。這說明不尊重事實之真從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嚴重地踐踏了國民人格的獨立和尊嚴，形成唯上是從、奴性十足的特點，這使誠信從根本上失去了人格的支撐。不尊重事實之真，也可能是與人們的各種利益相聯系的；撇開事實之真，站在各自利益的角度判斷是非善惡，可謂人言人殊。原因是人們各自站在不同的立場，從不同的利益角度出發去評判，自然不會有統一的標準與結論。目前社會上存在的道德評價標準的混亂與此不無關系。以會計做假帳為例，他們也許有種種理由說明自己行為的合理性，這些理由或許與個人利益有關，或許與所謂本單位的“群體利益”有關，或許與不違背單位領導的意志有關，這些理由在某些人的眼里是合理的，是“善”，至少算不得惡。這就是背棄了“真”的基礎的必然結果。在現實生活中，一些人不是以本然面目、是非善惡作為判斷事物的標準，而是習慣于以個人關系的親疏薄厚或官職大小作為行為的出發點，“欺人”與“自欺”同在，“委曲”與“求全”并生，為庸俗的形式主義、“哥們兒觀念”、“和事佬”處世哲學孕育了“富營養化”的溫床。這一思想還是導致弄虛作假等不良風氣的始作俑者。這些不良風氣不僅商業領域有之，其他領域亦有之。由人情大于“真”、人情高于“真”逐漸衍變為人情大于法、人情高于法，極端表現則是搞所謂“政績工程”、“形象工程”。尊重事實之真、規律之真，以科學的“求是”精神，遵循一個客觀的、確定的、統一的標準，作為評價言行是非的標準，是解決“善惡難辨”矛盾的關鍵。如果以道義的借口拒斥真理，即不管是不是科學，是不是事實真相，只管對人--其實是對某一部分人，往往是特權者--有沒有利，結果自然沒有“真”的地位；沒有“真”的地位，就容易導致欺瞞的大行其道，所謂的“誠信”只能是自欺欺人。
為此，必須在全社會大力弘揚愛科學、學科學、用科學的風氣，讓求是求真的科學精神在人們的頭腦中扎根，最終形成科學精神代替權威意識，求真求實風氣代替“關系學”盛行，誠信才能開始真正在實踐中推行，成為人們普遍遵循的道德規范。
三、求真求實的科學精神是誠信建設的價值依托
求真求實的科學精神有助于形成講誠信的社會氛圍。無論是評價是非的標準，還是人們為人處世的價值選擇，如果都能從真出發，尊重客觀事實的本來面目，講真話，辦實事，從真的立場出發，評價一切是非善惡，那么言不由衷、假話連篇就毫無意義，溜須拍馬、諂媚阿諛也就無須存在，顛倒是非、弄虛作假更是會遭到社會輿論的廣泛譴責，從而為人們所不取。從這個意義上講，科學精神作為一種價值取向，影響評價是非的社會輿論，影響人們的行為選擇，批判和制約不誠信言行的產生和流行，可以說是誠信建設的價值依托。
科學活動的基本特征就是無止境地探求未知，追求真理，探索客觀世界的本來面目，這種求實求真的活動便于養成求實求真的精神。進行求“真”的教育，樹立求真的精神，是建立誠實守信道德規范的關鍵，也是長期以來我們道德建設的薄弱環節�，F實告訴我們，搞好誠信建設，切不可漠視求“真”的教育。誠信的普及，需要積累，換言之，需要從說話、辦事做起，而首要的是要做到講真話。講真話，要求不人云亦云、隨聲附和，更不可做“指鹿為馬”的犧牲品。通過倡導科學精神，樹立社會公眾講真話的意識，增強講真話的勇氣。只有講真話，才能辦真事、講原則、講紀律，誠實守信。如果不講真話，勢必會給講假話的人創造市場，其結果自然是是非混淆、良莠不分，嚴重者則會發展到沽名釣譽、欺上瞞下的地步。求真是一種道德品質，也是誠實守信教育的先決條件。
我國傳統文化觀念中重倫理輕科學的傾向造成的以善傷真現象，使人情大于真，進而人情大于法，這種劣習的改變離不開民主政治的不斷發展與完善為其提供有利的社會環境，同時也需要由重視提倡科學的精神來糾正。科學精神是一種求真求實的精神，同時也是一種不迷信權威、與時俱進的精神，科學本質上不是一經建立便永恒不變的知識體系，而是在不斷批判謬誤和破除迷信中達到對真理的認識，所以科學的求真精神必然包含勇敢的懷疑和批判精神，只有不迷信任何權威，大膽懷疑一切，求證一切，才能真正做到惟事實與真理為從；不盲從，不迷信，不屈服于權威與權貴，這也是一種自由的精神。這種精神其實就是實事求是的精神。對于實事求是，毛澤東同志解釋說：“‘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编囆∑酵景阉l展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認為解放思想是實事求是的基礎和保證。江澤民同志結合新的歷史條件，進一步把它概括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
普及科學知識，重視科學精神的培養，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服從真的要求，尊重真的地位，確立真在道德選擇中的基礎地位，從根本上改變以善傷真的狀況，將會形成有利于誠信意識養成的價值選擇，進而形成利于誠信建設的輿論及觀念的環境。(作者單位：山東萊陽農學院人文社科系)
《中國教育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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