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前后七子復古主義批評較為深刻的，是萬歷年間的“公安派”。由于其代表人物袁氏三兄弟系湖北公安人，故得此名。
公安派的主將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號石公，著有《袁中郎全集》；其兄袁宗道（1560-1600），字伯修，著有《白蘇齋集》；其弟袁中道（1570-1623），字小修，著有《珂雪齋集》。《明史》皆有傳。
公安派對七子復古有較深刻的批判。袁宏道指出：“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時使之也。……夫古有古之時，今有今之時，襲古人語言之跡，而冒以為古，是處嚴冬而襲夏之葛也”。（《雪濤閣集序》）他還說：
蓋詩文至近代而卑極矣。文則必欲準于秦漢，詩則必欲準于盛唐，剿襲摸擬影響步趨，見人有一語不相肖者，則共指以為野狐外道。曾不知文準秦漢矣，秦漢人曷嘗字字學六經歟？詩準盛唐矣，盛唐人曷嘗字字學漢魏歟？秦漢而學六經，豈復有秦漢之文？盛唐而學漢魏，豈復有盛唐之詩？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所以可貴，原不可以優劣論也。（《敘小修詩》）
這些議論都是很深刻的。在批判擬古的同時，三袁還曾提出詩文應以表現“性靈”為主的主張。在上面這段文字之前，還有這樣的話：
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有時情與境會，傾刻千言，如水東注，今人奪魄。其間有極佳處，亦有疵處，佳處自不必言，即疵處亦多本色獨造語。然余則極喜其疵處，而所謂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飾蹈襲為恨，以為未能盡脫近代文人氣習故也。
這些議論，也是很有見地的。
公安派的代表作品是袁中郎的尺牘、游記等雜文小品。這類作品最能表現他們的閑情逸致。例如中郎的《孤山》一文有云：
孤山處士，妻梅子鶴，是世間第一種便宜人。我輩只為有了妻子，便惹許多閑事。撇之不得，傍之可厭，如衣敗絮行荊棘中，步步牽掛。
又如《與何湘潭書》有云：
作令如啖瓜，漸入苦境。此猶語令之常，若夫吳令，直如吞熊膽，通身是苦矣。
有妻室，作縣令，在作者看來，都有苦處。只有作孤山處士，“妻梅子鶴”，才得自由閑適。作者有些山水游記如《雨后游六橋記》、《滿井游記》等，都是追求閑適的作品。
但袁氏兄弟的文章也不盡如此，例如中郎有《監司周公實政錄序》、《送江陵薛侄入覲序》諸作，便是關心天下治亂、而且反對宦官專政的。
與公安派同時稍后的竟陵派，也是反對詩文擬古的。其主要人物有鐘惺（1574-1624），字伯敬，號退谷；譚元春（1586-1637）字友夏。因為他們都是竟陵（今湖北天門）人，故被稱為竟陵派。他們的文學主張，大體同于公安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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