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永毅
文章來源：世紀中國
今天，眾多的生態主義者和追求精神自由的人們不約而同地轉向梭羅和他的《瓦爾登湖》，這不是偶然的。在這本書里，他分析了19世紀中期的美國人由于過分關心物質得失而導致靈性窒息的病癥，開出了“自愿貧窮”（voluntary poverty）（Thoreau, 1965:19）的藥方。梭羅的預見性和革命性直至二戰后才被人們廣泛認識到。梭羅隱居瓦爾登湖，并非像中國古代的隱士那樣，是一種遁世的行為，而是一種目的明確的實驗，一種對美國主流價值觀的挑戰甚至挑釁--他要向自己和同時代的人們證明，在沒有任何通常的舒適品和奢侈品的情況下，他仍然可以過快樂的生活。《瓦爾登湖》就是這一實驗的記錄和闡釋。要理解梭羅的意義，我們必須將他的思想置于整個“自愿貧窮”的傳統中來審視。
“自愿貧窮”（拉丁文paupertas voluntaria）的提法出自古羅馬作家塞內加[1]，但將財富視為心靈羈絆的思想決不只限于拉丁文化，而是在東西方的哲學和宗教中廣泛存在。梭羅顯然受到了古人的影響。“古代中國、印度、波斯、希臘的哲學家是這樣一類人：就外在的財富而言，沒人比他們更貧窮；就內在的財富而言，沒人比他們更富有。”（Thoreau, 1965:18）然而，就哲學而言，古代中國“自愿貧窮”的思想并不突出，用“安貧樂道”概括也許更為準確。孔子說，“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2] 他并沒有否定富貴，而是否定以“不義”的方式獲取富貴，而“自愿貧窮”意味著即使能以符合“義”的方式獲取富貴的情況下也主動放棄，這正是希臘和印度的傳統。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兩個傳統相信靈魂的存在。在非物質的靈魂通過內省尋求真理的過程中，物質的身體對于財富的追求只能起到干擾和阻礙的作用。因此，蘇格拉底過著一種斯巴達式的生活，在講授哲學時也拒絕收取酬金；第歐根尼等犬儒主義哲學家宣揚放棄一切世俗的財富，專注于美德的追求；印度教和佛教更是有一個源遠流長的出家苦行的傳統[3]。
出于反對正統教會的原因，梭羅沒有提及對西方“自愿貧窮”思想影響最大的基督教傳統。耶穌在人類歷史上首次將貧窮與天國聯系起來，其理由與古希臘的哲學一脈相承，只是將邏格斯（Logos）換成了天國和上帝：“因為你的財寶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新約馬太福音6：21》）放棄對財富的追求是為了全身心地追隨上帝。耶穌自己的一生也是“自愿貧窮”的典范。他拒絕利用自己的威望做一個塵世間的“王”，寧可過一種游方僧侶般的漂泊生活，將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傳播天國的福音中去。對于信仰耶穌的人們來說，全能的圣子在馬槽降生、在木匠的家庭中長大，本身就體現了“自愿貧窮”的態度。正因為如此，耶穌對于后來基督教、尤其是天主教的“自愿貧窮”的傳統具有無與倫比的感召力。在歷代圣徒中最具人格魅力的圣弗朗西斯 [4]是這一傳統的另外一個楷模。他出身于富裕商人家庭，卻選擇了風餐露宿的生活，在各地傳播福音。直接感動他心靈的是圣經的這一段話：“腰帶里不要帶金銀銅錢；行路不要帶口袋；不要帶兩件褂子，也不要帶鞋和拐杖。因為工人得飲食是應當的。”（《新約馬太福音10：9-10》）弗朗西斯相信，最簡單的生活是接近上帝的最好方式[5]。
梭羅將“自愿貧窮”這一古老的傳統作為《瓦爾登湖》的核心思想，既與他個人的思想傾向有關，也與時代的氛圍有關。除了上文提到的那些東西方的哲學和宗教思想，梭羅還直接受到了愛默生的影響。作為美國超驗主義的代表人物，愛默生與柯勒律治、卡萊爾等人交往頗深，他的思想中明顯融會了英國浪漫主義的思想。英國浪漫主義的作家和評論家在率先完成工業革命的英國敏銳地意識到了商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人性的迷失。在物欲的驅動下，在機械的快節奏的日常生活中，人們已經剝奪了心靈成長的空間。華茲華斯說，“過去世代從不知曉的許多因素，正共同發生著作用，使得人們甄別判斷的能力日益遲鈍，主動思索的意愿日益萎縮，淪入一種近乎野蠻的麻木狀態之中。” （Wordsworth, 1933:25）雪萊也警告說，“人奴役了自然，自己卻仍然是奴隸。”（Shelley, 1931:223）浪漫主義的泛神論姿態和對想象力的推崇正是為了重新喚醒人類的靈性。美國超驗主義也具有這樣的傾向和使命。愛默生區分了機械的理性（他稱之為Understanding）和真正的理性（Reason），他拒絕以純物質的眼光看待自然，而將自然視為精神的象征，呼吁人通過自然與超靈（Over-soul）進行交流。梭羅認為，走向超驗生活的最大障礙是人們對物質財富的迷戀。19世紀中期，美國也在經歷迅速工業化的過程，英國浪漫主義者的警告在梭羅看來，已經迫在眉睫。正如蘇格拉底把自己視為雅典城邦的一只牛虻，督促公民們追求美德，梭羅賦予自己的角色是一只預言的公雞（propheticchanticleer），決心將人們從精神的沉睡中喚醒。
為了實現自己的目標，梭羅不惜訴諸棒喝的手段。在廢存奴隸制成為全國關注焦點的時刻，他振聾發聵地指出，大多數美國人都是自己最殘酷的監工（slave driver），驅使自己為無窮的物欲做西西弗一般的苦役，根本無暇采擷“生活的甜美果實”（1965:13）。他無情地嘲笑人們為一個遙遠的將來拼命工作、拼命攢錢的行為，因為他們最后會發現，等“遙遠的將來”到來時，他們又得為更遙遠的將來奔波了。科技的進步絲毫不能讓他驚異，所謂“現代的設備”，在他看來只不過是“為著一個并未改進的目標而改進的手段”而已（1965:43）。在未實現內心充實的情況下，諸如電報、報紙之類的東西只能成為傳播無聊信息的工具。只有“自愿貧窮”的生活方式才能將人們從這種荒謬的處境中拯救出來。
另一方面，梭羅又苦口婆心地勸誘讀者改變價值觀。他祛除了“自愿貧窮”的宗教色彩，并以自己的親身體驗和獨特視角作了新的闡發。他意識到，蘇格拉底以來的許多哲學家在勸人向善時，總是從幸福的角度闡述自己的觀點，宣揚只有遵行內心善的知識或律令，才能獲得幸福（happiness）。然而，普通人往往貪戀快樂（pleasure），常常為了眼前的快樂忘記長遠的幸福。因此，在《瓦爾登湖》里面，梭羅著意突出“自愿貧窮”的快樂。
首先，他用大量事例讓讀者意識到，畏懼貧窮、追求財富的生活并沒給他們帶來快樂，反而使他們長久地限于苦惱甚至苦痛之中。因為這樣一種生活方式需要人們浪費大量的時間做對身心毫無好處的事，而且患得患失的心態會使他們錯過許多最美妙的東西，虛度短暫的一生。其次，他澄清了讀者對“自愿貧窮”的誤解。“自愿貧窮”并非某些宗教徒所選擇的苦行，并不是一種厭棄生活的否定姿態。恰恰相反，“自愿貧窮”的選擇源于對生活的熱愛。它并不是故意剝奪自己享受物質的權利，而是當生活的基本需要得到滿足之后，將心靈的注意力集中到那些更有價值的領域。梭羅用植物的比喻闡述了物質基礎與精神追求的關系。正如植物向下扎根是為了“更自信地向上伸展”（1965:19）， 積累物質財富最終也是為心靈的修養提供外在的條件。他解釋說，自己到瓦爾登湖隱居，是因為“生活太寶貴”，他要“過一種有深度的生活，吸吮生活的精髓”（1965:69）。
《瓦爾登湖》大部分的篇幅都用來描繪梭羅在這樣一種生活中發現的樂趣。為了顛覆人們根深蒂固的觀念，他以宗教般的虔誠記錄了許多人們覺得毫不起眼，遠不如政治、商業重要的細微事物。顏色、氣味、聲音、湖水的漲落，他都賦予了重要的意義，并以近乎學究氣的準確語言呈現給讀者。梭羅傳達給讀者的信息是，只有過一種簡單的物質生活，人們才有可能找到自然的這些微妙美麗、不可窮竭的財寶。不僅如此，自然還有一種療救的效用，它可以讓人們從世俗事務的焦慮與緊張中擺脫出來，逐漸領悟到自己內心的真實。覺醒的心靈能從日常的生活中洞見數不盡的快樂，而且不會被病態的情感壓得奄奄一息，這都是遲鈍的心所無法企及的。這樣的心靈即使在孤寂的處境里，也不會感覺孤單，因為它總能同自然或自己交流。
梭羅注意到，人們不敢或不愿過“自愿貧窮”的生活，主要是因為他們對何為“必需”（necessity）、何為“傳統”（tradition）這兩個問題存在認識上的偏差。在對“生活必需品”的定義中，他提出了兩條標準：一是“從最開始或者由于長期使用，已經變成人類生活的重要部分”，二是“沒有人、或者很少有人試圖放棄它們，無論是因為社會還未開化，還是因為貧窮或者哲學觀念的緣故”（1965:17）。按照這樣的標準，人們生活中許多追求衣食住行的努力都超過了合理的限度，并非“必要”。梭羅用自己的親身經歷證明，人們可以在只有很簡單的食物、衣服和住所的情況下，過上健康、充實的生活。關于另外一個障礙--人們對傳統的依戀，梭羅知道，在許多人看來，“人類生活的所有領域都已經被前人走過了”，但是他指出，新的可能性就像“從同一圓心引出的半徑”那樣多（1965:16）。梭羅利用了美國夢的精神層面--不斷尋求新的復興，不斷創造新的文化、宗教和社會意識的沖動--來鼓勵當時的讀者勇敢地沖破傳統，獲取精神的獨立與自由。
《瓦爾登湖》最深刻之處在于，梭羅沒有把“自愿貧窮”思想的重心放在“貧窮”上，甚至也不在“自愿”上，因為刻意的貧窮，哪怕是“自愿”的，也會將注意力放到物質財富的多寡上，這與“自愿富有”恰好殊途同歸。至于像圣弗朗西斯所警告的那樣，以貧窮的生活換取一種道德上的優越感，整日沾沾自喜，更是違背了“自愿貧窮”的初衷。“自愿貧窮”的精髓在于超越這種物質多寡的算計，擺脫為物質利益而奔忙的被動局面，將生命的重心放到追求精神獨立和自由、豐富自己的心靈上來，做自己生命的真正主人。改變汲汲于名利的心態僅僅是“自愿貧窮”的第一步，探尋真理的道路是永無止境的。
也許正是因為如此，梭羅并不認為自己在瓦爾登湖的實驗全然成功了。就證明“自愿貧窮”的可行性而言，他達到了目的，但從精神探索的角度看，他對自己并不滿意。在解釋自己為何離開瓦爾登湖時，梭羅將他自己在木屋和湖濱之間踏出的小路稱為“傳統和陳規的轍印”（1965:270）。或許這是因為他所選擇的方式與古代的隱士雷同，沒有多少新意。他明確地告訴讀者，像他這樣在林間隱居絕非促成心靈覺醒的唯一方式。換言之，對于接受了“自愿貧窮”原則的人來說，從事何種工作，選擇何種具體的生活方式，都是無足輕重的；關鍵在于是否意識到精神世界的重要性，是否肯為自己心靈的健康承擔責任。
一百多年過去了，梭羅的“自愿貧窮”思想不僅沒有貶值，反而顯得更加珍貴。對于我們今天的世界來說，他的這筆遺產至少有三方面的價值。首先，對于作為個體的人，他指出了一條與消費主義和商業文化對抗、保持精神獨立的道路。在多元化的表象之下，商業社會的價值具有明顯的趨同性和從眾性。無論是作為勞動力，還是作為消費者，人都被當作再生產循環的一個環節，喪失了獨立的、與經濟算計無關，與成本、利潤和交換價值無關的獨立價值。在現代社會里，一方面人的地位與尊嚴明顯與其收入層次掛鉤，另一方面，大眾傳媒和流行文化日復一日地對人進行洗腦，在貧窮與罪之間創造出一種潛意識的、陰險的聯系[6]，貶低任何不可數字化的、人賴以安身立命的那些精神價值。“自愿貧窮”思想讓人跳出這種框架，沖破商業意識形態的重重包圍，在真實的根基上滋養自己的心靈，保持清醒的頭腦和獨立的判斷力，不被流俗所左右。“天主教義工運動”創始人Peter Maurin認為“自愿貧窮”是一種解放的力量（liberating force），“貧窮”（poverty）不同于“貧乏”（destitution）（Day,1997:178-179）。穆尼爾講得更為透徹：在個人倫理的層面上，我們認為有一種貧窮是個人生活的理想經濟準則。但我們所說的貧窮并不是指不恰當的禁欲主義或者可恥的吝嗇。我們指的是對奴役人們的物欲的鄙夷，對單純的渴望，一種強大的適應力和自由的狀態；它并不排斥對自己的寬裕和對他人的慷慨，甚至對財富的某種追求，只要這些努力不是被貪婪所驅動。（Mounier, 1938:192）
其次，在個人與社會的關系上，“自愿貧窮”的生活方式與社會救助密切相關，甚至是改變社會不公的重要途徑。選擇“自愿貧窮”的人們沒有普通慈善機構那種居高臨下的施舍態度，因為他們并不以貧窮為恥，不拘泥于世俗的差等觀念。他們不僅能夠把自己的財產捐給社會或者直接捐給窮人，更重要的是，他們愿意用親手的勞動來幫助他們，并且以完全平等的博愛情懷無微不至地關心那些處在社會最底層的人們。事實上，二戰以后，“自愿貧窮”已經成為影響日益深入的一種精神運動，不只在印度教和基督教傳統深厚的地區和群體中，許多沒有宗教背景的人也拋棄了舒適的生活，加入到全球性的各種義務救助組織中去。“自愿貧窮”的思想有助于消除許多根深蒂固的社會偏見，促進不同宗教、不同種族、不同國家、不同群體間的相互理解和融合。
第三，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自愿貧窮”反對建立在消費欲望基礎上、將提高人類物質生活水準作為終極目的和唯一標準的發展觀。在人類環境面臨嚴重危機、地球已經不堪重負的今天，這一思想具有格外迫切的意義。“自愿貧窮”是環境保護最可靠的基礎。人類的消費欲望每退縮一步，恢復生態平衡的希望就增加一分。“自愿貧窮”的觀念在人的心里為自然設下了一道防線，因為相信這一觀念的人們會將生活的重心放在心靈境界上，而不是物質生活上。而且，只有當人們的注意力從個人的物質得失中轉移出來，他們才可能有精力、有意愿去關心他們所生存的環境，才能在人與自然的親密交流中體會到萬物活的價值，而不是將它們視為僅僅具有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商品或潛在商品。
因此，梭羅的意義在于，他以一種戲劇化的方式將“自愿貧窮”的古老思想呈現在現代的讀者面前，迫使人們反省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觀念，關注自己的精神狀態。通過他，人類哲學和宗教中的這筆財富被更多的人意識到，為處于十字路口的人類提供了重要的啟示。
【參考文獻】
Thoreau, H. D. Walden and "Civil Disobedience"[M]. New York: Airmont Publishing Company, 1965.
Wordsworth, William. Poetry and Prose[M]. Oxford: Oxford Univ. Press, 1933.
Shelley, P. B. Poetry and Prose[M]. Oxford: Oxford Univ. Press, 1931.
Day, Dorothy. The Long Loneliness[M]. San Francisco: Harper Collins, 1997.
Mounier, Emmanuel. A Personalist Manifesto[M].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and Co.,1938.
【注釋】
1 Seneca，Epistula XVII，Liber II.
2 《四部叢刊經部：論語集解述而第七》。
3 時至今日，在消費主義席卷全球的情況下，在中年之后將全部收入捐給社會、然后浪跡四方的“自愿貧窮”行為在印度仍然頗為流行，而且受到人們普遍的尊敬。
4 St. Francis of Assisi（1181-1226），圣方濟各會（St. FranciscanOrder）的創始人。
5 1933年由Peter Maurin和Dorothy Day創立的“天主教義工運動”（the Catholic WorkerMovement）和特雷莎修女組建的“慈善教士團”（the Missionaries of Charity）都明顯繼承了St. Francis of Assisi的傳統，將宗教內涵與社會救助結合起來，將“自愿貧窮”的個人生活方式與爭取人類普遍幸福的努力結合起來，在當今世界引起了極大的反響。
6 這種聯系至少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貧窮群體與犯罪率的聯系；二是貧窮國家與動亂的聯系；三是通過廣告等手段讓人產生無法擁有汽車等“現代化標志產品”是可恥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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