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塵
從小就對“學問”一詞心懷敬意，繼而對能“做學問的人”也充滿仰慕。
后來上了大學，老師說：“現(xiàn)在的文科生國學底子太差，將來很難做學問。”
只因老師這一句話，便去圖書館抱來一堆孔孟程朱，發(fā)憤讀了一通--我當然屬于
“現(xiàn)在的文科生”卻又對“學問”很神往--結(jié)果是囫圇吞棗，有如“風過驢耳”。
于是老師又提示：不妨讀讀錢鐘書。潛臺詞的意思很明白，錢老就是個大學問家呵！
而老師本人則是位“錢學”研究者，且有專著面世。再試一回，效果仍不理想，一
番自嘲之后遂不再做“學問”的夢想。有意思的是，錢老的書雖未能“點化”我的
榆木腦袋，可有關(guān)“錢學”的大量研究著述倒讓我讀出了一種治學心態(tài)--可遠觀
而不可褻玩。
前幾天在街上看到一本書，封面上大大印著四個字：文化昆侖。心里怦然一跳，
誰有這么大的頭銜？當年郭沫若稱贊毛澤東也不過是天上有兩個太陽而已。再一細
看原來是錢鐘書，這是一部研究錢老的論文集，且撰寫者大都是有頭有臉的學界精
英，很權(quán)威，絕非一般毛頭百姓的跟風起哄，盡管通篇贊揚、溢美之辭撲天蓋地。
也難怪，王朔誰都敢罵足夠勇敢吧？但我們似乎還未聽他有一言半語沾過錢老。由
此我想起了另一句話：高山仰止。這與“可遠觀而不可褻玩”是同一種心態(tài)。那座
山究竟有多高？能引得無數(shù)文人盡折腰？《圍城》無疑是這座山峰最堅實而廣大的
基礎(chǔ)，看的人多，評的人也多；半山腰是《談藝錄》、《七綴集》，已經(jīng)是有點兒
在云中霧里了；而山頂上就是那號稱壁立千仞的《管錐編》，正是這部巨著成就了
山頂一派金光籠罩。
我也買了一套《管錐編》，卻只能把它當字典用，因為它的確是廣博、甚至是
雜博的。而“博學”恰恰是“樸學”家的一大特色。樸學即考據(jù)學，發(fā)端于明末清
初的大儒顧炎武、黃宗羲等。當時巨大的社會動蕩使顧、黃等一干儒士反觀宋明理
學，以整肅典籍為己任，反省自身；以經(jīng)世致用為宗旨，窮經(jīng)研史，由此開一代學
風之先。其出發(fā)點是對宋明理學的批判，其學術(shù)目的是“摒宋復漢”，治學方法上
有些近似于波普爾對柏拉圖的批判：波普爾將其證偽學說應(yīng)用于社會歷史的研究，
通過對柏拉圖《理想國》的駁斥，剝下柏拉圖所披著的蘇格拉底的外衣，以還蘇格
拉底的本來面目。樸學的真正興盛是在乾嘉之世，注經(jīng)注詩之風蔚為大觀，著作與
才子也層出不窮。但由于滿清嚴酷的文化統(tǒng)治以及知識分子自身的文化惰性，治學
漸由“經(jīng)世致用”轉(zhuǎn)而鉆進“象牙之塔”，原本由疑古而引發(fā)的探求真理之舉至此
已經(jīng)背離了其所追求的目標。掉書袋式的賣弄、僻典僻字的發(fā)掘成了文人治學的時
尚。以至清一代的學問僅限于“考據(jù)”，乾嘉學派的學術(shù)貢獻止于部分古籍文獻的
整理與發(fā)掘。
而《管錐編》無疑是乾嘉注疏余波之集大成者，錢老的治學方向與態(tài)度可說是
將這一學風發(fā)揮到了極致。如《宋詩選注》，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錢老的選本確實
是最好的了，注得亦精彩。可是一到點評就差強人意，拿一本袁中郎的《隨園詩話》
一比較，便可見錢老掉起書袋來頭頭是道，自己的觀點卻全無出彩之處--須知真
正的學問不在字句上，而在于思想。又 如《談藝錄》，一條“文不必如其人”亦可
見錢老的治學之道。 興許錢老胸中積聚的資料實在太多了，不釋放出來就會爆炸，
于是乎洋洋數(shù)十卷《管錐編》終于出爐了。錢老學到了乾嘉學派的治學方法，但卻
未能弘揚其最初的治學精神，即由懷疑而溯本求源的精神。老先生可能是注順了手，
隨便抓一本古書便注。然而，即便以錢老的廣博，有些領(lǐng)域恐怕也是進不得的吧？
如《易》經(jīng)，如《焦氏易林》。我曾向一位《易》學專家請教錢老的《易注》，他
的回答令我哭笑不得--錢老注《易》就好比說：這本數(shù)學書的平仄不太合韻譜 。
錢老的最大優(yōu)勢是用典，不論小說、散文還是隨筆，典故的運用比比皆是。尤
其是詩歌，錢詩的用典恐除黃庭堅、吳梅村外無出其右，只是忘記詩原本為何物了。
袁中郎《隨園詩話》云：其隸事不隸事，作詩者不自知讀詩者亦不自知，方可謂之
真詩。《圍城》的用典更可謂豐富繁雜，可惜過分缺乏節(jié)制，大量的典故和書袋如
泉噴涌，雖也有趣，但妨礙了行文的節(jié)奏和流暢，使敘述語言顯得格外啰嗦，甚至
影響到小說的整體結(jié)構(gòu)。有些用典亦太直白，如方鴻漸便是典出《易》之“漸”卦，
單看卦象即可知小說的故事脈絡(luò)了。所以我一直認為，如果《圍城》繼續(xù)寫下去，
方鴻漸的結(jié)局應(yīng)該是奔赴延安才對，其余人物均典出有據(jù)--在西方，如茨威格，
如昆德拉，這些作家很容易就是一個思想家，而中國的文化大師更多的則是比賽誰
的記憶力好，誰知道的典故多。這似乎也是一種傳統(tǒng)？舊時一個文人如果不知道一
些奇怪的士林秘聞、學界趣談，僅有個人的看法，那是混不下去的。清朝的張之洞
該是個開明人物，但手下的官僚若對士林秘聞和文化典故所知不多，大都沒好日子
過--有關(guān)這方面的缺憾，哈佛大學博士趙一凡先生曾作專門研究，并有文章見于
《讀書》，不必我在此多聒噪。
無意詆貶錢老，以我的學識也斷不能對錢老的學問說長道短。我想說明的是：
懷疑與批判的態(tài)度卻是每個學人都應(yīng)具備的。“高山仰止”、“可遠觀而不可褻玩”
作為對一位有成就的學者的崇敬不僅是可以的，而且應(yīng)當提倡，但若變異為一種治
學態(tài)度和精神就不僅滑稽，且十分有害。古宅鬧鬼，樹老成精，一門學問最終可能
演繹成一個妖怪。尤其在錢老已被樹為“文化昆侖”、“錢學”于世的今天，治學
態(tài)度和治學精神的任何偏離都會導致“錢學”研究陷入謬誤，并給我們的學風帶來
負面影響。如是，錢老固然還是錢老，但“錢學”的研究者們就難逃“拉虎皮做大
旗”之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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