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曹禺戲劇創作的最高成就：《北京人》
在20世紀40年代的戰爭環境中，中國文壇上不約而同地出現了一批由知名作家創作的具有文化探討性質的作品，其中，現在已經被人們視為“名著”的就有老舍的《四世同堂》、巴金的《憩園》、《寒夜》和曹禺的《北京人》，以及蕭紅的《呼蘭河傳》等。這些作品在面世的當時都沒有完全得到主流文壇的認同，有的作品還在很長時間內一直遭到批評和冷遇。
雖然曹禺對中國話劇的貢獻早已得到了文壇內外的公認，但曹禺的作品仿佛總是伴隨著不同意見而誕生的，《雷雨》如此，《日出》如此，《原野》也是如此。然而，曹禺研究專家田本相卻告訴我們：“在曹禺的劇作中，恐怕再沒有比《北京人》受到誤解的批評更多了。這些誤解的批評意見涉及對作家創作思想、藝術風格、基調的準確理解和評價。有些意見在抗戰期間就有影響，而在全國解放后還在若干文學史著作中流傳著。”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北京人》的創作與時代精神的不符。
雖然曹禺在寫《北京人》時，比《雷雨》、《日出》更具批判精神，正如作者在《曹禺選集后記》中說的：“寫《北京人》時，我的詛咒比較明確些了，那種封建主義、資產階級是早晚要進棺材的！他們在爭搶著壽木。而這個人世，需要更新的血液和生命。”但是，當曹禺在剛剛創作了反映抗戰生活的《蛻變》之后，一下子又回到他開始話劇創作時的封建大家庭的舊題材的時候；當郭沫若連續寫出了《屈原》、《虎符》、《高漸離》等“戰國史劇”，陽翰笙、歐陽予倩、陳白塵等分別寫出了《天國春秋》、《忠王李秀成》、《大渡河》等“太平天國史劇”等一大批借古諷今的醒世之作的時候；當大家都盼望著曾給中國話劇帶來殊榮的劇壇高手曹禺，能更深刻更尖銳地揭示出社會現實的根本矛盾的時候，盼來的卻是一部與抗戰現實幾乎無關的作品，其失望之情可想而知。因此，人們將《北京人》看成是作者“于失望之余，悲哀心情的表現”，批評他“轉換了方向”，“唱起了他悲哀的舊調”等等，既可看作是時代的要求，也可以看作是時代的局限。
當時，乃至在那以后的幾十年里，人們很難清楚地認識到，《北京人》以及這前后出現的《四世同堂》、《憩園》、《寒夜》和《呼蘭河傳》等作品，同樣是對現實生活的歷史反思，是從民族傳統文化的視角對民族性格的剖析和批判，也是五四時期以魯迅為代表的新文學作家批判“國民性”主題的繼續。即使當時有人認識到了文學的這種文化批判功能，也無法得到主流文化的認同。因此，人們對《北京人》的真正認識，是從20世紀70年代以后才開始的。
《北京人》雖然重新回到了封建家庭的舊題材上，但這一“回歸”并不是簡單的“重復”，它與《雷雨》主要通過周樸園的專制和周家的亂倫來批判封建秩序和封建道德完全不同，而是通過曾家三代人的自我沉淪，以及遠古北京人、未來北京人與以曾家為代表的現實北京人的對比，從思想文化的角度挖掘了封建階級必然走向沒落與崩潰的根本原因。正如錢理群所說，這是在作者已經走出了生命的“郁熱期”，進入了生命的“沉靜”狀態之后，一次新的發展，是曹禺追求已久的由“戲劇化的戲劇”向“生活化（散文化）的戲劇”的轉變，是曹禺“走向契訶夫”宿愿的實現，是曹禺戲劇的一個新的高峰。田本相也十分肯定地認為：“《北京人》是曹禺解放前戲劇創作的高峰，無論它的思想還是藝術都標志著曹禺劇作的最高成就。”
代表著三種不同文化的三個不同時代的“北京人”同時出現在一個舞臺空間里，這是曹禺創造的一個“舞臺奇觀”。
遠古北京人（中國人的祖先--北京猿人）是作為一個象征形象出現的，他“熊腰虎背，披著半個獸皮，混身上下毛茸茸的。”“他整個是力量，野得可怕的力量，充沛豐滿的生命和人類日后無窮的希望，都似在這個身內藏蓄著”。作者借人類學家袁任敢的口說：“那時候人類要愛就愛，要恨就恨，要哭就哭，要喊就喊，不怕死，也不怕生，他們整年盡著自己的性情，自由地活著，沒有禮教來拘束，沒有文明來捆綁，沒有虛偽，沒有欺詐，沒有陰險，沒有陷害，沒有矛盾，也沒有苦惱，吃生肉，喝鮮血，太陽曬著，風吹著，雨淋著，沒有現在這么多人吃人的文明，而他們是非常快活的。”
現實北京人是作者主要批判的對象。作者緊緊抓住“生命的意義與價值”這一命題，通過曾皓等形象從“人”蛻變為“生命的空殼”這一悲劇內容，展開了對北京文化為代表的封建士大夫文化的批判。曾皓形象的塑造，主要是通過他對棺材的珍視來完成的。這位敬德公的后代，曾氏家族的家長，雖然也曾有過盛極一時的輝煌歷史，可現在他惟一的掙扎，就是在棺材上刷上百道的油漆。極端地講究體面與排場，正是北京文化的典型特征之一。作者在這里做足了文章。曾皓的長子曾文清是“染受了過度的腐爛的北平士大夫文化的結果”，他能詩會畫，知書達禮，溫文爾雅，清峻飄逸，淳厚聰穎，風趣不凡，是表妹愫芳心中的偶像。但是，只靠祖傳家產的寄生生活，使他成為了一個只會品茶養鳥抽大煙的“廢物”。通過曾文清的形象，作者充分揭示了封建文化對人的腐蝕，讓人們看到了人的墮落，生命的浪費，人的價值的喪失。江泰與曾文彩夫婦雖各有特點，但都是同樣的廢物。江泰在“生活的藝術”方面的造詣，與曾文清難分伯仲，他們的區別也僅僅在于，一個靜，一個動；一個懶得罵，一個善于罵。正如曾文清所總結的：“我不說話，一輩子沒有做什么，他吵得兇，一輩子也沒有做什么。”然而，一事無成的江泰，卻得到了曾文彩的崇拜。這位封建大家庭中的小姐，不但沒有領悟到北京文化的真諦，而且完全被這種文化迷誤，成了丈夫的附庸和封建文化的殉葬品。曾文清的妻子曾思懿“是一個自小便在士大夫家庭里熏陶出來的女人”，自私狠毒，偽善多疑，充分表現了封建禮教下北京文化的本質特征。雖然她也曾被人們看作是“對社會不但無用而且有害的廢物”（胡風：《論曹禺的〈北京人〉》，《青年文藝》1卷1期，1942年10月），但她與曾文清、江泰、曾文彩有更多的區別，而更接近她的公公曾皓。她和曾皓都竭力維護封建家庭的規矩，只是一個還十分猖狂，一個已經威嚴掃地；他們也都有著自己的追求，只是一個為錢，一個為棺材。如果說在曾文清等身上還能看到一點北京文化的優雅外表，那么在曾思懿身上，一切都蕩然無存了，只剩下赤裸裸的本質。曾文清和曾思懿的兒子曾霆，作為曾家的第三代，則完全繼承了他父親的特點，猶如曾文清第二，“生得文弱清秀”，長著一雙“蒼白得幾乎透明的手”，“邁著循規蹈矩的步伐”，無疑，又是一個“廢物”。
袁任敢和袁圓父女是未來北京人的代表，作者突出地表現了他們旺盛的生命力和新型的父女關系。袁任敢現代科學家的身份，也表現出作者對于現代新文化的希望。袁圓長著“粗壯的手臂”，“穿著短袖洋襯衫，膠鞋，男孩的西式褲”，率真爽朗，無拘無束，不懂得上尊下卑，長幼有序，與父親竟以“老猴兒”、“小猴兒”相稱，體現了作者心目中理想化的平等自由和諧的新倫理觀和家庭觀。
在這三種北京人中，愫芳和曾瑞貞是飽含作者情感的兩個特殊人物，可以看作從現實北京人走向未來北京人的代表。愫芳從小父母雙亡，寄人籬下，雖然生活在姨父家中，卻只是一個仆人。在她的溫順忍讓的性格中，既有以德報怨、逆來順受的封建傳統思想，也有堅忍不屈、自我犧牲的優秀傳統精神，是作品中性格特征最為復雜和最具有發展變化的人物。剛出場時，她只是一個文弱安詳的大家閨秀，與曾文清真有珠聯璧和之感，最后卻大膽地與封建家庭決裂。愫芳的離家出走，是對曾文清的絕望，更是對封建家庭和封建文化的絕望。而曾瑞貞形象的塑造，則使這一意義得到了加強。瑞貞是曾霆的妻子、曾家的長孫媳婦，作者對她的描寫雖稍嫌粗糙，但她的作用卻是十分明顯的。她對曾家的沖擊，不僅在于她第一個喊出了在曾家活不下去了的心聲，而且還把愫芳拉出了曾家。
由于作品比《雷雨》多了幾分嘲諷，其風格也由悲劇轉向了喜劇。
二、《北京人》閱讀提示與指導
在閱讀曹禺劇作時，仔細琢磨和品味每個人物臺詞背后的潛臺詞，既是一項必須的工作，也是一件令人十分愉悅的事情。
為愫芳說媒，肯定應該由曾思懿開始，而肯定不應該是別人。她一上來就說：“媳婦聽說袁先生不幾天就要走了，不知道愫妹妹的婚事爹覺得--”，這就叫“哪壺不開提哪壺”，一聽就知道她別有用心：她是“設計”將愫芳嫁出去。這里還應注意她的措辭，自稱“媳婦”，親切地稱愫芳“愫妹妹”，對公公“爹”也叫得十分自然，一點毛病也沒有，讓誰也不能拒絕或回避這個十分敏感而尖銳的話題。
曾皓必須應戰，但他先從袁任敢下手，一句“這個人”，就充分表明了他的態度，不用作者提示“江泰早猜中他的心思”，大家都明白他是屬于反對派的。然而，他不愿愫芳嫁人，卻不愿自己說出來。所以，他不讓愫芳離開，想利用愫芳的害羞心理，讓她自己說。
這時，愫芳仍然想回避，她當然不愿當著眾人的面討論和決定此事。于是，她說了這場戲中的僅有的兩句話中的第一句：“我要給姨父煎藥去。”這當然只是一個借口，但立即讓同樣也主張她出嫁的江泰抓住話柄：“這藥您還沒有煎夠？”話雖一針見血，理由也很充分，卻沒有說到愫芳的心里，因為他不明白愫芳的心思。
曾皓沒理由反對江泰的阻攔，但他心中有數，他知道愫芳會拒絕，所以十分自信地問愫芳：“你覺得怎么樣？”希望愫芳一口回絕。
愫芳卻不愿隨他的愿，低聲不語。
曾皓竟恬不知恥地說：“不要想到我，你應該替自己想，我這個當姨父的，恐怕也照料不了你幾天了”。究竟是誰照料誰？大家心里十分清楚。但他接著要先摧毀袁先生在愫芳心中的形象，這就讓曾思懿再也按捺不住了。她不能讓公公的陰謀得逞。因此，她連忙接著公公的話頭說：“是呀，愫妹妹，你要多想想，不要屢次辜負姨父的好意，以后真是耽誤了自己--”表面上兩人說的是一個意思，但各人的心思卻南轅北轍。
曾皓怕曾思懿真的把自己的意思說透，只好不顧長輩的身份，“也搶著說”，而且話仍然說得十分漂亮：“這是她一輩子的事，答應不答應都在她自己”。這時，瞎操心的傻女婿江泰跳了出來，歷數袁先生的好處。這正是曾皓最害怕的，他其實也不明白愫芳的心，好象江泰把袁先生說得跟真的一樣，愫芳就會同意。在“少安毋躁”的神色掩飾下，終于“焦急”起來，一點一點地露出了自己的心機，卻慌不擇言，剛說出“不肯嫁的女兒，我不是也一樣養么？”就讓曾思懿抓了把柄，可她話鋒一轉，變成了“嫁不了的女兒”。誰愿意是“嫁不了的”？
事情發展到此時，已經有些火藥味了。開口閉口“嫁不了的”，這不是在侮辱愫芳嗎？因此，真正的關鍵人物不得不出場說話了。這個人物就是愫芳心中的偶像，也是真正能決定愫芳態度的曾文清。然而，他雖然“再也忍不下去”，卻沒有開口說話，而只是“只好拔腳就向書齋走--”。真是“廢物”，眼看著這群野獸出賣自己心愛的女人，卻不敢說一句話。
為了達到自己目的，在對付曾文清的事情上，媳婦和公公倒是站在了一條戰線上，都要阻止曾文清回避。曾思懿當然對自己丈夫與愫芳的事十分敏感，也十分看重，而當著丈夫的面逼她的情敵表態，是再好不過的事。這一切，都應該早在她的“設計”之中，她怎么能夠輕易地讓丈夫逃走呢？然而，她的話卻首先遭來了公公的打擊，不等她說完，就很不高興地打斷了她的話。沒有了她說話的權利，她也只好把希望寄托在愫芳自己身上了。
對自己丈夫江泰一直盲目崇拜的曾文彩，雖然沒有聽明白嫂子導演的這場戲究竟是怎么回事，看見自己丈夫支持愫芳出嫁，也跟著瞎起哄。作者在這樣緊張激烈的唇槍舌戰中，還不忘捎帶一筆，讓大家看看這對夫妻正處于一種什么樣的狀態之中，一句“猝然”的“你少說話”，就讓這位大戶人家的小姐“默然”。而江泰與曾文彩的這一打叉，更令本來就不想表態的愫芳決心不再說話，因此，即使她知道姨父殷切地希望她能夠說出自己的意思，她在這場戲中的第二句話，也就只能是“我沒有意思”了，就是有什么“意思”，在這樣的場合，她還能說嗎？如果她說了什么，她也就不是愫芳，而成了思懿或者文彩了。
《北京人》與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一樣，每個人都有著非常復雜與豐富的性格，如果再通過各種人物關系的分析，都可以寫出一篇精彩的“人物論”。比如，在寫“愫芳論”時當然離不了她與曾文清的關系，同樣，也不應忽視她與曾皓、曾思懿，以及其他人物的關系。
三、田本相：《〈北京人〉論》摘要
四、錢理群：《〈北京人〉：生命的詩》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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