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江河 1956年生于四川瀘州，現居北京。1979年開始發表詩歌作品，1983年至1984年間，他創作了長詩《懸棺》，其后代表作有《玻璃工廠》、《計劃經濟時代的愛情》、《傍晚穿過廣場》、《最后的幻象》、《椅中人的傾聽與交談》、《咖啡館》、《雪》等，著有詩集《透過詞語的玻璃》、《誰去誰留》。
雖然早已定居北京，但言談間，歐陽江河很在意自己的四川詩人身份。他說四川出詩人和地域特點有關，“海子有一年去四川，我問他對四川的看法，他說你們成都的植物太囂張”。本報記者郭延冰攝
■記者手記
稱呼寫什么呢？在簽名贈我書的時候，歐陽江河好一番躊躇，“我們這群人，不分男女統統稱為兄弟的。”在曾經的江湖中，歐陽江河是詩壇兄弟中的“歐陽鋒”、“108將之雙鞭呼延灼”……
現今的“歐陽鋒”住在由著名設計師設計的房子里，在各個房間進出得數次換鞋。入得其浩大敞亮的客廳，莫不會被其屹立在廳中央的大音箱鎮住，當然更動人心魄的是整整一面墻的古典音樂CD，光是貝多芬的一首曲子就有數十種版本。
“歐陽鋒”在21世紀的日常生活是以修身養性為關鍵詞的，每天看兩部電影、聽幾段西方古典音樂、寫幾筆書法讀讀書，周末陪陪小女兒、邀三五好友到家中玩玩撲克。“現在與朋友不談詩歌了，光談生活，大約是年紀大了，羞于談詩。”
生活得太腐敗了？“不是腐敗，是太休閑了，而且是非常文人式的。”歐陽江河睜大他四川人那種精光閃爍的小眼睛，盤腿坐在沙發上，滿面喜氣地糾正我的說法。
1993年之后就不屬于任何單位，寫稿從來不要稿費，匯款單郵寄過來也不會去取，太費事。收入從哪兒來？做演出策劃。歐陽江河不透露細節，“但很多知名的演唱會都是我促成的。我的工作方式不可復制，就是打幾個電話。”除此之外，書法作品在日本有固定的訂單，亦是其不同于其他詩人的收入方式。總之，“歐陽鋒”已經過上了一年只需工作兩個月的幸福生活。
魏晉文人式交往的四川“五君子”
1977年底，我認識了老詩人孫靜軒，他對于溝通四川年輕詩人起了很大作用，很多人都是因為恰好在同一時間去看孫老師而相互認識的，他就好像是我們大家相聚在一起的一個開關。然后才有了四川“五君子”。
“五君子”是很難歸納的流派，這幾個人是張棗、翟永明、柏樺、鐘鳴和我，我們五個人寫作風格差異很大，而且我們不同于第三代詩人那種江湖式的交往方式，我們的交往是非常魏晉文人式，我們之間除了詩歌什么都不聊。
最能體現出我們五人之間的那種文人氣交往方式的是我和柏樺的第一次見面，1982年，他當時還在廣州的中山大學念書。我們聊了兩個小時聊得非常好，臨走的時候，柏樺說：“歐陽江河，如果你要像你說的那樣，把詩寫好，我只給你提一個建議，就是你再也不要穿這件毛背心了。”
當時我穿著的是一件機織的、有點花紋的毛背心，在那個年代顯得有點花哨了。
本來我對穿衣服是沒有感覺的，基本上是逮到什么穿什么，那件毛背心是我父親的，我穿著合身，所以已經穿了很長時間。那以后我再也沒有穿這件衣服，而且從此改變了自己的穿衣之道。
我已經記不清我們第一次見面的談話內容了，但我非常清晰地記得他對我說的這最后一句話。我覺得這個邏輯太有意思了，他竟然注意第一次見面的男性朋友的服飾問題。他的衣服也很便宜，但他很注意細節，注意色彩的協調性。柏樺在當年幾乎獨一無二，尤其是第三代詩人個個都穿得像土匪，包括現在極愛漂亮的翟永明當年也穿得像女民兵一樣。
靠《懸棺》清除古典文化“毒素”
我們的寫作是從上世紀70年代末期開始，《今天》對于所有人都有地震性的影響，怎么說都不為過。起初，我們頂多是讀到普希金的詩歌，一下子看到《今天》他們那批人寫的詩，才知道中國詩原來也能這樣寫啊，這種震撼可以說是醍醐灌頂。
我早期主要受古代文學，包括文章詩賦詞曲的影響，在寫作風格、觀念上迷戀古典。我們這批人沒有受到專業的學校教育，也沒有其他的消遣方式，我們的知識來源尤其是美學來源就來自中國古典文化，加之我從小練習書法，所以我曾經可以背誦五六千首唐詩，100多篇古代散文。
我起先受楊煉影響很大，如果沒有他就不會有后來的《懸棺》，他那種史詩式的寫作喚醒了我精神里沉淀已久的中華古典文化的結晶，他幫我找到把古典文化跟現代相關的方式。《懸棺》我起先計劃寫五章，我連續寫了三年，寫完三章之后，翟永明帶去給韓東看，韓東覺得詩不能這樣寫，楊煉則給我回信說這是一個里程碑的作品。
《懸棺》影響了很多人，但我立刻就離它而去了。因為《懸棺》的思想內容幾乎與我當時的生活狀態完全不相關，我希望用現代的方式來寫作，表達當下的感情，所以我要盡可能地遠離它。寫《懸棺》對于我來說，是為了完成這種轉換，說句不好聽的話，就是開始吃巧克力之前，先要把紅苕屎拉完。我想通過寫這首詩，把古代文化對我的影響消耗完。這種轉變是我故意的選擇，我故意地反叛自己，而且幾乎不著痕跡。
第三代詩人登場不乏表演性因素
1986，《詩刊》組織青年詩會，要求我們每人寫一首有關玻璃工廠的詩。我本來也不打算寫的，因為同去的一個女詩人白血病犯了大家輪流去醫院守護她。第一次就是我和王家新值班，我和王家新必須有個人永遠醒著，所以一直聊到3點鐘，王家新說他撐不住了，要躺一會兒。我說你有紙嗎？王家新只有個煙紙盒，我那首80多行的《玻璃工廠》就是寫在這個煙紙盒上的，后來幾乎一字沒改。
這是一首寫物的詩，中國古代詩歌缺少處理物質的能力，所以我刻意想把物的特點變成語言的特點。語言的革命是我們80年代詩人的一個重要的課題。
現在回想，80年代好像發了一場天花，到現在還能看出后遺癥。起先占據統治地位的是馬雅可夫斯基式的詩歌體，直到后來我們才知道有些翻譯過來的外國詩歌竟然是用郭小川、賀敬之的文體來譯的。《今天》他們所產生的更潛在的影響還是在于他們使用了一種全新的，至少是半新的語言方式。
在80年代中期，各種語言和寫作方式都出現了，并且開始了應該采取書面語、口語或者是書面語與口語混雜的大爭論。1986年11月，徐敬亞在《深圳青年報》刊登了《中國詩壇1986’現代詩群大展》，幾乎把上百個流派都呈現出來了。當然實際上大的流派并不多，四川的主要流派其實就只是非非、莽漢、現代漢詩派等幾個。
這以后，第三代詩人登場了。每一代人登場都會采取一個姿態，當然，其中不乏表演性的因素，記得在一次公開會議上，非非團體說他們辦雜志沒錢，只好通過賣血來籌經費，老詩人聽了都給他們鼓掌。
事后追溯，第三代詩人對朦朧詩派的反叛好像是一個謀劃的產物，我們置身其中的人知道，這其實是自然而然出現的。那種要pass上一代的表演對于我們五君子團體來說毫無意義，我們完全沒有參加過。我曾經開玩笑說我是第2.5代。
黃金和垃圾交相輝映
第三代詩歌是一種黃金和垃圾交相輝映的時代。但是“垃圾”并非一個完全的貶義詞，它是生活的常態，垃圾也可以發光。
譬如，四川第三代詩人的寫作狀態和酗酒很有關系。北大的老木去成都和萬夏等一幫詩人一起見面，第二天和我見面時說他被嚇了一跳，當時的成都餐館還有那種一張長條桌子、兩個長凳子的格局，喝著喝著，這幫人全部蹲在了凳子上，有人敬酒的時候甚至是站在凳子上。這種生活方式在他們的詩歌寫作上也留下了很深的痕跡。
當時通訊不發達，朋友要跟你聊天就會直接去找你見面，所以，當你想認真發力寫詩時，你就得玩失蹤。為了寫詩跑到另外一個人的家里去住，把自己從熟悉的環境中隔離，這對我們來說是太普遍的狀態。
那個時候雖然物質匱乏，人人都是半個窮光蛋的狀態，但人們干什么事都有興奮的狂歡勁頭，詩人任何時候都聚集在一起。這種過節一樣的氣氛，彌漫整個80年代寫作。我即便是喜歡獨處，也受到這種氣氛的影響。
有評論家說四川更多是出詩人，評論家和小說家相對少一些，他注意到除了這種生活方式和節日氣氛之外，還跟四川的地域特點有關。四川是盆地，氣候潮濕，海子有一年去四川，我問他對四川的看法，他說你們成都的植物太囂張。所以，四川的詩歌體現出一種喋喋不休、大聲武氣的語勢，有一種淤積的感覺在里面。
口述：歐陽江河
采寫：本報記者劉晉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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