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性關系、婚姻關系是張愛玲切入生活的角度，新與舊的沖突是構成她作品的主要張力。
1、故事背景：滬港兩地上流社會中的資本主義性與封建性的交織。如《沉香屑--第一爐香》中那種亦洋亦舊、非中非西的洋場生活方式，是殖民地特有的東方色彩。《傾城之戀》一開篇就有那么一種襲人的洋場氣息。隨著女主人公愛情事業的進展，場景更由上海灘而移到香港，洋場氣味更加濃郁。這里的人們絕對沒有花前月下的優雅的詩趣，他們所做的是“上等的調情”，頂文雅的一種。人物間婚姻的締結程序也是具有洋場氣味的。來自舊式人家的白流蘇和華僑富商范柳原，被不同的家世、文化背景、心理、習慣分隔著，又互相吸引著，他們各懷心腸，試著彼此貼近，繞夠了圈子，費盡了算計，真真假假，虛虛實實，半推半就，若即若離。最后是借著戰事把戲做成了真的。戰爭剝盡了范柳原那點紈袴子弟的感情的浮華，也剝去了出身望族的白流蘇的矜持，使這一對上流男女活得稍為自然一點，關系中多了一點真，就在這點真上結成夫婦。
2、男女主人公：亦新亦舊，新舊結合。
柳原道：“你好也罷，壞也罷，我不要你改變。難得碰見像你這樣的一個真正的中國女人。”流蘇微微嘆了口氣道：“我不過是一個過了時的人罷了。”柳原道：“真正的中國女人是世界上最美的，永遠不會過了時。”流蘇笑道：“像你這樣的一個新派人--”柳原道：“你說新派，大約就是指的洋派。我的確不能算一個真正的中國人，直到最近幾年才漸漸的中國化起來。可是你知道，中國化的外國人，頑固起來，比任何老秀才都要頑固。”流蘇笑道：“你也頑固，我也頑固，你說過的，香港飯店又是最頑固的跳舞場……”他們同聲笑了起來。
范白的結合有其深刻的基礎，有非對方不可的必然的邏輯。不止洋派的中國人，即中國化的洋人，他們的愛中國的固有文明也常常比中國的遺老遺少更徹底，正如吃膩了牛油面包，更覺中國的菜爽口一樣。魯迅早就道破了此中的奧秘。范柳原一類洋場闊少，離中國既近又遠，他們似乎被拆卸后又組裝過，因而人生就象是道拼盤，是洋派的，骨子里卻又是道地的中國的，而且是最頑固的中國的。這里是殖民地化的畸形的精神現象，資本主義文化與中國封建文化交媾生出的怪胎，近現代中國社會歷史的特殊產物，洋場上的新的人種。
3、藝術上：舊小說情調與現代趣味的統一。對于五四以后的小說，外國文學幾乎是唯一的范本。所謂歐化的傾向統一了小說壇。而張愛玲卻從新文學者所不屑顧的另一方面吸取了營養。她曾經嗜讀張恨水的小說，她嘗試過古典小說的多種形式。這種文學修養很清楚地反映在她的《傳奇》諸篇中，令人感到“舊”中的“新”。舊者是那種筆調、情調本身所有的，新者卻是由于新文學的一般讀者對于舊小說的疏隔。但舊小說的閱讀和寫作訓練，畢竟只是她的創作的一種準備，作為四十年代生活在滬、港上流社會的知識者，尤其是在香港接受大學教育，對西洋文化具有相當知識的現代作家，她對于生活、對于形象的感受、把握方式，是古典小說和流行的通俗小說所不能拘限的，她的作品使人看到，她怎樣較為成功的調和了兩者--中國舊小說與西方現代小說的不同情調，在似乎相克的藝術元素的化合中，找到了自己的那一種調子。這調子未必是最動人的，卻是最適合張愛玲的。于是，在她筆下，展現了一個生動、活躍、跳濺著的感性世界。其中有充分的感性形象的豐富性。得自中國舊小說的敘述技巧，講故事的才能，甚至有意使用的舊小說的詞句，都不足以使這些作品與舊小說混同。它們是屬于張愛玲的。如：
到了淺水灣，他攙著她下車，指著汽車道旁郁郁的叢林道：“你看那種樹，是南邊的特產。英國人叫它‘野火花’。”流蘇道：“是紅的么？”柳原道：“紅！”黑夜里，她看不出那紅色，然而她直覺地知道它是紅得不能再紅了，紅得不可收拾，一蓬蓬一蓬蓬的小花，窩在參天大樹上，壁栗剝落燃燒著，一路燒過去，把那紫藍的天也熏紅了。她仰著臉望上去。柳原道：“廣東人叫它‘影樹’。你看這葉子。”葉子像鳳尾草，一陣風過，那輕纖的黑色剪影零零落落顫動著，耳邊恍惚聽見一串小小的音符，不成腔，像檐前鐵馬的叮當。
……
好容易船靠了岸，她方才有機會到甲板上去看看海景。那是個火辣辣的下午，望過去最觸目的便是碼頭上圍列著的巨型廣告牌，紅的，橘紅的，粉紅的，倒映在綠油油的海水里，一條條，一抹抹刺激性的犯沖的色素，竄上落下，在水底下廝殺得異常熱鬧。
不無西方現代派文學的影響，強調人物的感官印象，在捕捉感官印象時充分顯示出藝術家的精細和敏捷。香港情調是透過白流蘇抵達香港時的感官印象來傳達的，那濃烈的色調，有心情的忐忑，對前途的未定性的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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