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柳永歌妓詞對中國俗文學發展的影響
什么俗文學？鄭振鐸先生在其著作《中國俗文學史》開篇寫到：“‘俗文學’就是通俗的文學，就是民間的文學，也就是大眾的文學。換一句話，所謂俗文學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為學士大夫所重視，而流行于民間，成為大眾所嗜好，所喜悅的東西”。[2] 俗文學是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構成民族文化、塑造國民心理等方面起著正統雅文學所不可取代的作用。從文學產生的根源和演進動力來看,應當承認，俗文學是一切文學的母體。魯迅先生在他的《中國小說歷史的變遷》中,對文學的源起作了極為精辟的論述。他說:“我想，在文藝作品發生的次序中，恐怕是詩歌在先，小說在后。詩歌起于勞動和宗教。其一因勞動時一面工作，一面唱歌，可以忘卻勞苦。所以從單純的呼叫發展開去,直到發揮自己的心意和情感,并諧有自然的韻調：其一,是因為原始民族對于神明，漸因畏懼而生敬仰，于是歌頌其靈感，贊嘆其功德，也就成了詩歌的起源。至于小說，我以為倒是起源于休息的。人在勞動時，既用歌吟以自娛，借它忘卻勞苦了；則到休息時,亦必要尋求一種事情可以消遣閑暇。這種事情就是彼此談論故事，正就是小說的起源。”[1]鄭振鐸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強調:“俗文學是中國文學史的中心。”[2]魯迅在闡述文學起源的同時,還告訴我們:一、文學的初始時期是口頭創作,它的受眾是勞動人群;二、文學的原始功能是勞作中的“自娛”和閑暇時的“消遣”，決沒有后來人們所推崇并奉為圭臬的“載道”的使命。文學的通向俗眾及其娛樂、愉悅功能正是通俗文學與生俱來的屬性。[3]
唐宋以前，正史記載的卻多是以士大夫文人為代表的上流社會案頭文學，即雅文學。唐代白居易于復古浪潮中采用時俗口語入詩，并且追求“老嫗皆解”社會效果，取的了俗文學發展的重大突破。但白居易的創作目的，不外一為統治者提供鑒戒,二為自己抒情詠性之需。白居易之后一百多年，文學史上又出現了一位自覺從民間文學中吸取養料而獲得極大成功的作者，他就是宋代第一位以詞名家的大詞人柳永。
柳永的創作，是直接面向廣大下層民眾，為他們提供娛樂、消遣之需，使詞回到詞的本色，或者文學的本質。標志著文學由文人文化回到市井文化，詞由表現士大夫情趣的案頭視覺文化轉變為歌伶藝人花間月下更能為大眾所接受的聽覺文化。柳永的詞，特別是歌妓詞從根本上改變了唐五代以來詞壇小令獨秀的格局，使慢詞得以成為與之平分秋色的體式，豐富了詞作的表現力慢詞雖非柳永首創，但在兩宋詞壇上，柳永是創用詞調最多的詞人。從其現存《樂章集》中的213首詞來考察，共用了133種詞調。而宋代所用的八百八十多個詞調中，有一百多調是柳永首創或首次加以使用的。詞至柳永，體制始備。令、引近、慢，單調、雙調、三迭、四迭等長調短令，日益豐富。形式體制上的完備，為宋詞的發展與后繼者在內容上的開拓提供了前提條件。《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就曾經說：“詞至晚唐五代以來，以清切婉麗為宗，至柳永一變，如詩家之有白居易，……遂開南宋辛棄疾等一派。”如果說在文人俗文學的發展上，白居易還只是“謹小慎微”地邁出了一小步，那么柳永則可以說是“肆無忌憚”地邁出了一大步;如果說白居易的通俗之作只是一次小的“量變”，那么柳永詞則是接近于“質變”之前的一次大的“量變”。有了柳永詞的這次“量變”，中國文學史上一次意義深遠的“質變”---元曲的產生并導致雅、俗文學的正式分流---已經為時不遠了。也正因為如此，曾大興在他的著作中從整個中國文學由雅趨俗的高度來評價柳永的貢獻，將其與白居易、關漢卿、馮夢龍并稱為中國俗文學發展史上的四大里程碑。[4]這并不是沒有根據的。
柳永歌妓詞承載的是宋代新興的市井文化，是一種商品文化。然而這種具有與時俱進思想的創新，卻在傳統文化雅好俗不好這種缺乏"歷史"的眼光價值判斷中被不斷批判。王灼的《碧雞漫志》言柳詞“淺近卑俗，自成一體，不知書者尤好之。予嘗以比都下富兒，雖脫村野，而聲態可憎。”[3]柳永的歌妓詞正是王灼所說“淺近卑俗”的重要對象。其實言柳詞鄙俗者又何止王灼一人，李清照在《詞論》也稱柳詞“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王國維《人間詞話刪稿》“屯田輕薄子，只能道‘奶奶蘭心慧性’耳。”又曰“艷詞可作，唯萬不可寰薄語。貶斥之辭，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柳詞"所作旖旎近情．故使人易入，雖頗以俗為病，然好之 者終不絕也";說得最為分明者，莫如劉熙載的(《藝概詞曲概》: 耆卿詞，細密而妥溜，明白而家長，善于敘事，有過前人。惟綺羅之態，所在多有，故黨風期未上耳。從中國傳統文人的價值觀念來衡量，柳永一生不得志，但從整個中國文學，特別是俗文學發展的道路來說，或與正是因為如此，成就了柳永詞史上的輝煌身份及其對后世文學創作的開拓之功。在中國文學史上，是柳永第一個將較為濃厚的俗文化元素帶入文學作品中，表現出一種正統士大夫文人詞中少見的特征。這種特征主要體現在柳永的歌妓詞中。這類作品，柳永《樂章集》212首詞中所占比例最大，許多歌妓詞體現出柳永難能可貴的平民意識和市民情調。同時這些歌妓詞在表情方式、結構特征、語言風格和傳播形態等方面都對中國俗文學的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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