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關于偽善。在善與惡的交戰中，“偽善”是一個不可缺少的中介。從這個意義上說，只要存在著善與惡的斗爭，就有偽善存在，就有達爾杜弗式的人物。在同偽善人物的斗爭中，人們意識到，大密斯那種直來直去、當面揭穿的辦法在道德上是好的，從策略意義上說卻是愚蠢，往往把自己置于尷尬境地。對付偽善的辦法之一是“偽善”──這是人們在長期斗爭中積累的寶貴經驗。當全家人都被置于達爾杜弗奸詐的鷹爪之下時，奧爾貢的年輕妻子終于想出了一個反敗為勝的辦法，即劇本第二個令人叫絕的“突轉”，這是一個圈套：她約達爾杜弗來幽會，而讓愚蠢的丈夫鉆在桌子底下偷聽。這回達爾杜弗果然中了圈套，居然厚顏無恥地讓艾耳密爾用“實實在在的好處”來滿足他的情欲。當艾耳密爾假意說這樣做會得罪上帝時，達爾杜弗竟說：
“如果您自己有上帝和我的愛情作對，去掉這樣一種障礙，在我并不費事，您大可不必畏縮不前。”
“不要害怕，滿足我的欲望吧！”
第四單元莫里哀與《偽君子》第四單元莫里哀與《偽君子》“眼見為實，耳聽是虛”，奧爾貢終于醒悟了。這個圈套是戳穿騙子的決定一環。這種手法就戲劇技巧而言是常用的，在法文中叫“Lescontrelemps”，也就是“請君入甕”之意。在中國傳統戲曲乃至現代舞臺、銀幕上依然是百用不厭。過去是把人藏在柜子里、桌子下，現代則使用錄音機、錄像機錄下實情，以戳穿偽善者的假面。
“以‘偽善’對付偽善”不僅是莫里哀的藝術技巧，而且是他所不能不取的生活哲學。他深知寫作《偽君子》鞭撻圣體會的奸詐之徒是一件多么危險的事，因此，他是極其小心謹慎的，努力表明他絕不是反對教士，而只是反對偽教士：“材料需要慎重，我竭盡所能，仔細從事；為了保持人對真信士應有的尊重和崇敬，我盡量把真信士和我要刻畫的性格區別開來；我沒有留下模棱兩可的東西，我去掉可能混淆善惡的東西；我描畫的時候，也只用鮮明的顏色和主要的特征，人一接觸，立時認出他是一個真正、地道的偽君子來。”劇本中特設一個人物克萊昂特（奧爾貢的妻兄）多次出場正面闡明真教士與偽君子的區別。顯然，莫里哀為自己定下的這一條“界限”，也許是出于道德上的真誠，更多的可能是防范圣體會的攻擊。無論出于什么動機，這種“界限”，把人物性格單一化、表面化了。正如我們前面所指出的，偽善源于基督教義的悖逆自然人性，偽善的產生同基督教義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謹守著真教士的界限，表明莫里哀不認識或不敢正視偽善與基督教的必然聯系，而只能把它當作一種“惡德”來加以鞭撻。為了不讓圣體會的惡徒抓住辮子，惟恐人們把真假混淆，他“沒有留下模棱兩可的東西”，“只用鮮明的顏色”。這種內含恐懼的對單一性的追求，使達爾杜弗的性格更加趨于單一和膚淺。
莫里哀在戲劇沖突已經解決（用騙局使奧爾貢認清了達爾杜弗的丑惡嘴臉）后，又突起波瀾，讓達爾杜弗以“秘密文件”相要挾。在危急萬分之時，由于國王明察，使奧爾貢一家獲救，騙子伏法。從戲劇藝術的內在發展來看，這是一個“蛇足”，但作者這一安排的用意是良苦的：他需要路易十四的保護和恩寵，特別是在他預感到這部作品將會受到圣體會的抨擊時。
事情果如莫里哀所料。《偽君子》剛試演了前三場，圣體會就敏感地意識到這是指向他們的，便慫恿路易十四的母親出面禁演。路易十四不能不以“圣上對宗教一向特別情重”為由，下令《偽君子》暫時不要公演。莫里哀也不能不說“達爾杜弗之流，暗中施展伎倆，贏得圣上的恩意。他（指攻擊莫里哀的教堂堂長盧萊）看也不看我的喜劇就把它說成魔鬼的制作，把我的腦殼說成魔鬼的腦殼，我是一個裝扮成人，有肉身子的魔鬼，一個自由思想分子，一個應該作為借鏡、處以極刑的不信教的人。拿火把我燒死贖罪，還太便宜了我。這位狡猾高尚的人，抱著惻隱之心，不肯就此罷休：他不愿意我得到上帝的赦免，一心一意要把我打入地獄，而且毫不猶豫。”為了爭取上演，他不能不改頭換面，劇名改為《騙子》，主人公改名巴女耳弗（Panulphe)，著交際家而不是教士的裝束。
二、關于“扁平”人物。在如此眾多的敵人的圍攻之下堅持對偽善的斗爭是非常感人的。但莫里哀不可能超越他的時代。眾多的法規也有形無形地影響著他。他不可能逃脫道德說教和勸善性藝術的窠臼，在人物塑造上也不可避免地遵循著古典主義的類型說或定型說。他的全部藝術才華不是集中運用于發掘人物的深度，而是歌頌美德、鞭撻惡德，人物常常成為某一種品德的形象載體。例如達爾杜弗是“偽善”的同義語，而阿巴公（《慳吝人》的主人公）則是“吝嗇”的代名詞。英國小說評論家福斯特（E.M.Forster,1879-1970）稱這種圍繞著單一概念或品質塑造出來的人物為“扁平（flat)人物”，或叫“象征（type)人物”或“兩度（twodimensional)人物”。莫里哀筆下的這類人物易辨、易記，具有驚人的鮮明性和生動性，然而與此相關的缺點就是膚淺和單調。俄國著名批評家別林斯基贊美莫里哀的《偽君子》有針砭現實的勇氣，卻批評他筆下人物的淺薄：“一個能夠在偽善的社會面前狠狠地擊中虛偽這條多頭毒蛇的人，就是偉大的人物！《偽君子》的創作者是不會被遺忘的。”但是，“達爾杜弗這個人那么缺少計謀，他只能欺騙一個人，而那還是因為這個人是一個蠢貨，真的，要是和莎士比亞《奧賽羅》中的伊阿古相比，那就‘小巫見大巫’了。”普希金也曾把莎士比亞筆下的人物同莫里哀的相比較：“莎士比亞創造的人物不是莫里哀筆下的只有某種熱情或惡行的典型，而是具有多種熱情、多處惡行的活生生的人物；環境把他們形形色色的多方面的性格展現在觀眾面前。莫里哀筆下的慳吝人只是慳吝而已；莎士比亞筆下的夏洛克卻慳吝、敏捷，懷復仇之念，抱舔犢之情，而又機智靈活。莫里哀筆下的偽君子追逐自己恩人的妻子，是假仁假義的，接受財產的繼承權是假仁假義的，要一杯水是假仁假義的。莎士比亞筆下的偽君子以虛假的嚴厲態度宣讀判決書，但他卻是公正的，他處心積慮地借對一名紳士的判決來為自己的殘忍作辯解；他用強有力的引人入勝的詭辯而不用雜以虔誠和殷勤的可笑態度勾引童貞少女。”
悲劇、正劇、喜劇對人物塑造的要求是不同的，悲劇人物往往是復雜型，而喜劇人物宜為單一型。這種單一型的人物，英國小說家福斯特稱其為“扁平人物”，他將復雜性格的人物稱之為“圓形人物”。兩種類型的人物在文藝作品中各有其存在的價值，無問軒輊。我們可以效法普希金，將中國文學中的偽善人物如《三國演義》中的曹操同達爾杜弗比較，也會認為曹操更為深刻有力，但曹操屬正劇人物。在喜劇范疇里則不能如此塑造。從這個意義上說，“扁平人物”也可以不朽。
追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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