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梓的《儒林外史》是我國著名的長篇諷刺小說。作家一破常例“掃蕩名士美人之局”（1），“乃秉公心，指謫時弊”（2），它通過生動的藝術形象，“窮極文士情態”（3），從一個側面再現了明清時期社會生活的真實。它不僅以最多的篇幅、最著力的刻畫來表現封建文士的生活和精神狀態，描繪了杜少卿、荊元、虞育德、莊紹光、周進、范進、匡超人等正反“儒林”人物；還無情地揭露、鞭撻了貪酷昏庸的官吏和橫行鄉里的土豪，勾勒出了張鄉紳、王惠、嚴貢生、方鹽商等社會毒瘤的丑態；而且，那辛辣尖刻的諷刺筆觸也沒有輕饒那些趨炎附勢的市儈，惟妙惟肖地塑造了胡屠戶、梅玖、王德、王仁等一類可笑、可憎、可鄙的勢利人物形象，從而豐富了我國文學人物的畫廊。后類人物中，又尤以胡屠戶的形象最為生動、活脫、豐滿、逼真，極盡“藝術的真實”，堪稱是一個具有較高價值的典型形象。本文僅就這一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征、社會意義談談一管之見。
（一）
胡屠戶是吳敬梓在《儒林外史》第三回中塑造“腐儒”范進的同時，用心刻畫的一個重要人物。他雖作為陪襯人物在小說中出現，而且出場時間不長，次數不多，但卻是一個不可不注意的人物。這不僅是因為描寫胡屠戶這個人物的篇幅集中，刻畫得細致入微，逼真得惟妙惟肖，活脫得呼之欲出，給讀者留下的印象深刻，還主要是由于胡屠戶所處的社會地位及其生活環境的特點，對深化作品主題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胡屠戶是一個自食其力的勞動者。他五更鼓就往集上去買豬，“一天殺一個豬還賺不得錢把銀子”，即使雇過“燒湯的二漢”，也只能站在市井細民的行列中，算不上剝削階級分子。但由于受封建傳統思想的毒害和八股科舉制度的惡劣影響，他的市儈習氣極為嚴重。如果說周進、范進是受八股科舉制度毒害最深的封建“腐儒”的典型，那么，胡屠戶則是拜倒在“功名富貴”之下的趨炎附勢的市儈典型。試析胡屠戶以勢利為核心的市儈性格，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胡屠戶有一雙欺貧愛富的“勢利眼”。范進熱衷于科舉，考了二十多次方中個秀才，這只是仕途的起步，還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其窮愁潦倒、遭人踐踏的社會地位。這時的丈人胡屠戶雖提著“一副大腸和一瓶酒”來賀他，口里卻罵范進是“現世寶窮鬼”，并數說了一大通“教導”女婿要明白經濟世務的話。這與其說是來祝賀，倒不如說是來訓斥的。鄉試前，范進找丈人商量盤費的事，又被胡屠戶“一口啐在臉上”，罵他生得“尖嘴猴腮”，去參加鄉試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一頓夾七夾八，直罵得范進摸門不著，盤費也分文沒給。可是，當范進中舉后，胡屠戶卻一反常態，立刻大方地帶著“七八斤肉、四五千錢”去賀喜，還在眾鄰居面前夸：“我的這個賢婿，才學又高，品貌又好。”一會兒喊：“賢婿”，一會兒叫“老爺”，親熱無比。時隔不久，前后胡屠戶卻判若兩人。
其二，胡屠戶是一個欺民怕官的“可憐蟲”。在胡屠戶的勢利眼里：萬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他曾教導范進處世之道：“若是家門口這些做田的、扒糞的，不過是平頭百姓，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這就是壞了學校規矩，連我臉上都無光了。”胡屠戶不僅如此岐視“平頭百姓”，而且對白衣秀才的女婿也沒有少輕視，這是因為秀才也是平民之故。可是，一旦女婿鄉試中舉后，這個把女婿“罵了一個狗血噴頭”都不怕嘴歪的胡屠戶，為救治女婿的“痰迷病”而狠心打了“舉人老爺”--范進的一個嘴巴，卻反倒害怕起來，慌得連聲賠小心，打了人的那只手也不覺“隱隱的疼將起來”。那個年代，中了“舉人”，在世俗的眼中，便成了天上的“文曲星”，就可以做官當“老爺”了。難怪胡屠戶心里懊惱不已：“果然天上文曲星是打不得的，而今菩薩計較起來了。”甚至害怕得到了“想一想，疼地更狠了”的可笑程度。當“舉人出身，做過一任知縣”的張鄉紳的轎子到了范家門口時，“胡屠戶躲進女兒房里，不敢出來，．．．．．．直到張鄉紳上了轎，才敢走出堂屋來。”這個自視比“平頭百姓”高一等的胡屠戶怕官竟怕得成了一個“可憐蟲”。
其三，胡屠戶又是一個自私虛偽，嗜錢如命的“財迷鬼”。當范進把張鄉紳送來的銀子包了兩錠遞與丈人時，“屠戶把銀子攥在手里緊緊的”，好象將被別人搶了去似的，卻又要假意推辭一番，“把拳頭（筆者注：不是伸開手）拿過來道：‘這個你且收著，我原是賀你的，怎好又拿了回去。’”可是，胡屠戶沒等女婿把話說完，便“連忙把拳頭縮了回去”，并說：“如今拿了銀子家去罵這死砍頭短命的奴才！”分明是胡屠戶愛財如命，卻說是拿了銀子回去教訓兒子去，以自欺欺人之談，來自圓其說。寥寥數筆，一副虛偽貪婪的“財迷鬼”神態躍然紙上。
其四，胡屠戶還是一個吹牛拍馬、阿諛奉承的“哈叭狗”。正是這個“我自倒運”，后悔不該把女兒嫁給范進的胡屠戶，在范進中舉后卻吹牛說：“我小老這一雙眼睛，卻是認得人的。”也就是說他料定范進會做“老爺”，才把女兒嫁給他。也是這個罵范進“尖嘴猴腮”，根本不配與“城里張府上那些老爺”相比的胡屠戶，在范進中舉后，卻夸他的這個賢婿“就是城里頭張府、周府這些老爺，也沒有我女婿這樣一個體面的相貌。”為了奉承當了“老爺”的“賢婿”，胡屠戶竟自己打起自己的嘴巴來了。為了討好“賢婿老爺”，胡屠戶還向女兒丑表功：“我早上拿了錢來，你那該死瘟的兄弟還不肯。”為了拍“賢婿老爺”的馬屁，胡屠戶竟把兒子作了下飯的菜。更令人作嘔的是：胡屠戶見女婿中舉后因痰迷心竅，衣裳后襟在地上滾皺了許多時，竟“一路低著頭替他扯了幾十回。”（筆者注：不是罵，不是不扯，也不是只扯了一兩回）。到了范家門口，胡屠戶高聲叫道：“老爺回府了！”在胡屠戶眼里，此時的范進已不是“尖嘴猴腮”的“現世寶”。而是老爺了；范家的茅草屋也成“府”了。這哪里是丈人體貼女婿，這是狗在主人面前搖尾，奴才在向主子獻媚。其“哈叭狗”式的丑態，表演得真是淋漓盡致，令人厭惡已極。
總之，吳敬梓筆下的胡屠戶是一個兼備了“勢利眼”、“可憐蟲”、“財迷鬼”、“哈叭狗”等多種性格特征的庸俗卑鄙、趨炎附勢、前倨后恭的典型市儈形象。而這類令人齒冷的勢利小人，在當時社會的蕓蕓眾生之中隨處可見。也許，這就是我們的諷刺大師不肯放過，要狠加筆伐，以警后世的個中原由吧。
（二）
吳敬梓諷刺的矛頭雖然總是直接落在某一個人的身上，但體現在個人身上的罪惡，歸根到底是社會的產物。魯迅說得好：“非傾向于社會的諷刺，即墜入傳統的‘說笑話’和‘討便宜’。”（4）胡屠戶是吳敬梓辛辣嘲諷的一個市民階層中的市儈典型，作家把筆鋒指向市民階層，鞭撻了他們身上的某些自私、卑賤、勢利、落后的思想和行為，從一個角落的陰暗處入手，揭露了封建統治階段的罪惡，其社會意義不可低估。
首先，“勢利”的胡屠戶是整個“勢利”社會的縮影。胡屠戶形象的塑造，揭示了八股科舉制度下人與人關系的庸俗、卑鄙。《孝經》上說“顯親揚名”才是大孝。在八股科舉制度下，只有獲得了“科名”，中了“舉業”，才能榮華富貴，光宗耀祖。“顯親揚名”便是封建文士所向往的最終目的。象周進、范進們便代表這樣一種普遍的社會心理和生活態度。“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5）胡屠戶以及他那個市民階層的人們也不例外。在他們眼里，誰能獲得“功名富貴”，誰就有出息，就會受到社會的尊敬。反之，誰就是“尖嘴猴腮”、不屑一顧的“癩蛤蟆”，就會遭到世人的鄙視。可不是嗎？范進參加鄉試時，“家里已是餓了兩三天”，眾鄰居有誰去過問呢？可是，當范進中舉，報錄人把錄取的喜報送到屋時，“鄰居都來了，擠著看”，這不單是看熱鬧，而是為了捧場。看，鄰居們紛紛爭著把“蛋、酒、米、雞”等食物送來了，又是請報錄人吃酒，又是商議如何救“范老爺”。當范進昏倒在地時，“眾鄰居一齊上前，替他抹胸口，捶背心，舞了半日。”這哪里是一般的救人，分明是諂媚奉承，殷勤作態。不僅鄰居們如此，連“一向有失親近”的張鄉紳也送來了“五十兩”白花花的銀子和“三進三間”的房子。這不只范進中舉后是如此，范進的恩師周進高中之時，“不是親的也來認親，不相與的也來認與”，不也是如此嗎？可見整個社會都是如此。“姑老爺今非昔比，少不得有人把銀子送上門來給他用。”原來，中了“舉人”便能擠身于上流社會的行列。上可中進士，下能交官府，也能直接做官，自然會有人來巴結奉承。胡屠戶真是一語破的，道出了當時社會人與人關系的“真諦”。
其次，透過胡屠戶的眼睛，看到了封建專制主義制度的腐朽、黑暗。在八股科舉制度下，“功名富貴”有它特定的含義。所謂“功名”，就是靠科第取得官職。所謂“富貴”，就是在經濟上“富”，在政治上“貴”。封建社會里“功名”與“富貴”是緊密相連的。而獲取“富貴”的最主要途徑是靠做官。做了官就有權勢，有了權勢便可弄得錢財，既富且貴。胡屠戶眼里的張鄉紳，“做了一任知縣”就是“萬貫家私”。還說張鄉坤“他家里的銀子，說起來比皇帝家還多些哩！”這雖然是夸大其詞，但張鄉紳大富大貴的事實是不可否認的。其大富大貴的原因是在哪里呢？讀者從張鄉紳操縱佃戶敲榨僧官的錢財所用的手段（見《儒林外史》第四回，以下回目均見本書），從王惠剛上任就念念不忘“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一事（第八回），便可悟出其中的奧妙：當官之所以能發財，是封建統治者依仗權勢，利用受賄貪污、巧取豪奪等手段剝削勞動人民的結果。歷史的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乾隆以來官場貪污成風。乾隆帝本人喜歡臣下奉承和貢獻，因而造成一個大貪污者和珅。和珅歷任大學士、尚書、軍機大臣等要職，賣官鬻爵，招權納賄，積起一筆巨大的家私。乾隆帝死，嘉慶帝抄了和珅的家，將其財產共編為一百零九號，已估價的二十六號，共值銀二億二千余萬兩，未估價的八十三號不知凡幾。在這種貪污的風氣下，從乾隆到嘉慶，在全國不斷地發生大的貪污案件。”（6）大臣是貪污者,皇帝自己更腐化，“乾隆帝六次南巡，完全是為的玩樂，沿途掠婦女，置離宮，真是竭盡東南千百萬人民之財富，以供統治者一人之享受。”（7）乾隆后期已完全腐化了。和珅貪污案發案之時，吳敬梓早已不在人世，當然不得而知，也不可能知道乾隆嘉慶時統治階級已經完全腐化了的史實，更不可能在他的作品中披露出來。但難能可貴的是，作家正是在史學家們所贊譽的“乾隆盛世”的前期，卻通過胡屠戶的眼睛，透視出了當時社會腐敗、黑暗的現實。
再次，胡屠戶形象的塑造，揭露了封建統治者兇殘的本質，反映了階級矛盾的尖銳對立。胡屠戶是一個被封建專制制度扭曲得極其顯著的市儈形象，他“欺民怕官”的性格，是在他所生活的特定社會環境中養成的。從他多次提到張鄉紳的語氣中，可以知道張鄉紳是他所崇拜的人物。然而，正當張鄉紳到他女婿家門口將要進屋時，他卻害怕得躲了起來。這是為什么呢？胡屠戶沒有明說，作家從側面告訴了讀者：從湯知縣依照張鄉紳的鬼主意，僅為用“五十斤牛肉”行賄的事，而害死了一個回民老師傅的事情（第四回）。讀者可看出封建統治者的陰險狠毒。從王太守一上任，來不及干別的，先就“釘了一把頭號庫戥，把六房書辦都傳進來，問明了各項內的余剩，不許欺隱，都派入官；三日五日一比，用的頭號板子，把兩根板子拿到內衙上秤，較了一輕一重，都寫了暗號在上面；出來坐堂之時，吩咐叫用大板，．．．．．．這些衙役百姓，一個個被他打得魂飛魄散。合城的人無一個不知道太守的厲害，睡夢里也是怕的。”（第八回）從這一段描寫中，讀者看到了封建統治階級對勞動人民的野蠻、殘酷。在封建專制主義血腥統治下，怕官者絕非胡屠戶與“合城的人”，勞動人民普遍都存在著“怕官”心理，只是程度不同罷了。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受統治階級封建思想意識的毒害；另一方面是懾于封建統治者的淫威。這種“病態心理”是封建統治階級留在被統治階級心靈上的“創傷”。所以胡屠戶怕張鄉紳“躲到女兒房里，不敢出來”；“合城的人”怕王太守“睡夢里也是怕的”，這毫不夸張地揭露了封建統治者兇殘的本性。正是這種“創傷”的潰爛、發展，使階級矛盾日益尖銳，以致“官逼民反”，才把那個腐朽的統治階級推翻的。
最后，胡屠戶前倨后恭、趨炎附勢的市儈形象是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只要階級沒有消亡，等級制度沒有消滅，貧富差距沒有縮小，平等理念沒有建立借用它就可以照出形形色色的市儈人物的嘴臉，從而體察到人情之冷暖、世態之炎涼，其社會意義的長期性真可謂不言而喻。清末作家李寶嘉在著名譴責小說《官場現形記》中刻畫了這樣一個官場人物--文制臺大人。這大人曾立下一個規矩：凡是他吃飯的時候，無論什么客來，都不準手下人通報他。一天，剛好有一個“洋大人”在他吃飯的時候來訪。巡捕很為難，不得已通報一聲“有客來拜”。大膽的奴才，竟敢壞了大人的規矩！制臺大人當然非常惱怒，劈臉打了巡捕一個耳刮子，還踢了一腳。可是，當聽到巡捕說來客是“洋人”時，制臺大人“不知為何，頓時氣焰矮了大半截，怔在那里半天”。待醒悟過來后，又給了巡捕一個耳刮子，外加一腳，斥責巡捕通報遲了。書中接著寫道：“制臺送客回來，連要了幾把手巾，把臉上、身上擦了好幾把，說道‘我可被他駭得我一身大汗了！’坐定之后，又把巡捕、號房統通叫上來，吩咐道：‘我吃著飯，不準你們來打岔，原說的是中國人。至于外國人，無論什么時候，就是半夜里睡了覺，亦得喊醒了我以后凡是洋人來拜，隨到隨請！記著！’”李寶嘉筆下的文制臺大人，對中國人盛氣凌人不可一世，在洋人面前卻奴顏婢膝、低三下四，一副“洋奴”相。其性格特征，頗像吳敬梓筆下的胡屠戶，那是“清末的胡屠戶”。筆者這樣稱呼，制臺大人和疑似制臺大人們是不會答應的，他們與胡屠戶怎么能相提并論呢？是的，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年代不同了。然而，即使在時代不同的今天，只要你留心一下社會生活的現實，大概不難發現某些“當代胡屠戶”的尊容，這也許是“典型人物”的不朽性吧？
應該指出的是：表現在胡屠戶身上的“勢利”，作為社會的精神“癰疽”，它是封建專制社會的必然產物。隨著新中國的建立及社會的進步和變革，這種“癰疽”理應得以逐步醫治。但是，由于統治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思想意識根深蒂固，不可能在短期內清除干凈，且貪腐黑惡、貧富懸殊又助長了各種腐朽思想意識的抬頭，致使附著于“癰疽”之上的細菌在迅猛滋長，正在腐蝕著人們的靈魂。因此，評價胡屠戶的形象及其社會意義不是突發奇想、心血來潮，也不是毫無現實意義的。
筆者說明：引文未注明出處者均見《儒林外史》第三回。
注釋：
（1）轉引自李漢秋、石曉林《論[儒林外史]的批判現實主義特色》。
(2)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三篇。
(3)見程晉芳《文木先生傳》。
(4)轉引自《中國文學史》第1101頁。
（5）馬克、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52頁）。
（6）、（7）中央電大教材《中國古代史綱》（下）第382、381頁。
追憶
[胡屠戶的形象及其社會意義-重讀《范進中舉》有感 作品賞析(人教版九年級下冊)]相關文章：
1.《范進中舉》課件
4.范進中舉的閱讀答案
5.范進中舉教案模板
10.人教版九年級下冊《我愛這土地》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