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歲的李嘉誠只要在香港，至今每周一至周五在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2號“長江集團中心”辦公，周六也上半天班。今年4月，《福布斯》公布本年度華人富豪榜，李嘉誠再次以310億美元資產，連續第15年成為全球華人首富。
李嘉誠很少接受媒體訪問。他常以“我不想樹大招風，又不想‘碰壁’--講多錯多，所以會選擇一個適當時候，再同大家慢慢詳談”來推謝媒體的采訪。
近日，在位于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2號的“長江集團中心”，李嘉誠接受了專訪，對“撤資”、樓市、香港前景等熱點問題逐一作答，還深入地談及自己的家庭和人生觀念。
辦公桌上干凈得沒有一張紙，他說這是因為多年來習慣“今日事今日畢”。辦公室有六部電話，第一部只有家人和最親密的朋友才能接入。墻上掛著辦公室唯一的書法，是李嘉誠近年最喜歡的一副對子，語出左宗棠：發上等愿結中等緣享下等福，擇高處立尋平處住向寬處行。
撤資是打擊商界
扣人帽子的說法
問：今年你的集團出售了上海、廣州超百億元的商業物業以及香港部分資產。“長和系”要從中國內地及香港撤資的傳言沸沸揚揚。
李嘉誠：我告訴大家，以2013年為例，長和系總毛收入約為4300億港元，投資海外（新西蘭和荷蘭）基建項目則是130億港元（17億美元），實際動用的資金只有80億港元（10億美元），僅占長和系總毛收入不足2%；同時，我們2013年在香港的貨柜碼頭項目也投資了40億港元，這樣怎能說是“撤資”？
集團在50多個國家和地區有業務，不管是在中國還是外國，如果有價錢合理的地會繼續買，也可能會賣掉一些資產，或將資產上市，這都是正常的商業行為。
我經營國際性業務超過30年，這次是第一次聽到來自香港所謂的“撤資”評論，在全球其他地方前所未有，在經濟全球化的大環境中，“撤資”這兩個字是用來打擊商界、扣人帽子的一種說法，不合時宜，對政府和營商者都是不健康的。
如果我真要“撤資”，那么最容易的就是“遷冊”（將公司遷移注冊地）。我一定不會“遷冊”，長和系永遠不會離開香港。但作為負責任的國際企業主持人，我每天都會檢討集團的投資和營運策略，生意規模大小會隨著業務所在地區或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狀況而作出決定。
做生意的原則：
不賺最后一個銅板
問：你目前出售的資產多為地產，你怎么看香港和內地樓市？
李嘉誠：中國內地房地產過去持續上漲，往往以高于市值的價格也無法投得土地。現在價格的確漲得太高，一般老百姓買不到，投資地產的公司也有危險。
過去兩三年我們買入的項目較少。香港地價高，已看到不健康的趨勢……若地產業務繼續艱難地經營，高價投地而虧本，就是對不起股東。
我做生意的原則，一方面是對于債務和貸款問題要非常小心，如履薄冰。另一方面，我在地產經營上步步為營。如果地產價格太高，到老百姓買不起的時候經營就有風險了。我不會冒險去賺最后一個銅板。
政府的角色應令
人人都有創富機會
問：怎么看待香港社會的變化？
李嘉誠：貧富懸殊是全球現象。我們在香港投資較大，就容易引來誤解。企業家的挑戰是幫助建立社會，這需要國家和人民一起盡心盡力地去做。
我認為提供免費午餐難以解決貧富懸殊問題，唯有為年輕一代提供良好的教育，提高普羅大眾的就業條件和機會，脫離跨代貧窮。多年來我不止一次表示不介意政府合理地增加商業稅，以支持長遠的發展。
對我來說，幫助低收入人士是義不容辭的事，但如果政府政策錯誤，不能解決社會缺乏上進機會的問題，只向有能力的人開刀，這是錯誤的。政府的角色應該要令人人有創富的機會，不能選擇性地行使權力。
香港擁有不少有競爭力的核心價值：自由開放的市場，重視法治和原則。我不會因個別領導人或官員的變動而受影響，最重要的是政策要令商界有信心。
沒有退休計劃
但做好了準備
問：有沒有退休計劃？
李嘉誠：沒有。我原本打算提早退休，不過現在的經濟環境有很多變化無法預料。但我已做好退休準備，大兒子Victor（長子李澤鉅）隨時可以接棒，很多同事跟隨我工作很多年，我沒有擔心。他對整個集團非常了解，細微之處比我更甚。
我年輕時不喜歡應酬，Victor不喜歡的程度比我更甚。他是好丈夫、好父親，工作以外跟家人過著正常的家庭生活；他做事認真，對公司業務絕對清楚，心思細密，財政保守，跟公司同事關系非常好。
小兒子Richard（李澤楷）也聰明，很靈活，雖然喜歡玩，但這幾年他的事業有大改變，讓我安心不少。兩個兒子都聰明，但性格不同，我非常愛他們，他們也愛國。
為有益國家民族的事
卑躬屈膝在所不辭
問：財富對你意味著什么？
李嘉誠：我對賺錢的重視程度不及捐錢。多年前，我頓悟了把基金會視作我第三個兒子的道理，這樣我會全心全意愛護他，給他分配財產，使他獲得所需資源落實一切公益項目，把我的心愿永遠延續下去。在財富要代代相傳的傳統觀念中，將基金會視為自己的孩子，可以鼓勵傳承，期望這種想法能在中國人社會擴大和延續。
基金會已擁有我三分之一的資產，至今我已捐出145億港元。我規定基金會不超過20%的用在海外。2013年，基金會在內地及香港已捐付及承諾之數目達40億港元。
我對基金會事務親力親為，只要項目有需要，我都盡可能出席交流和分享活動。如果是為對國家民族和人類有益的事，即使卑躬屈膝我也在所不辭；但若是為個人名利或公司利益，我絕對不會這樣做。
投入公益慈善事業是我終生職志，絕不求名利。很久以前捐款支持潮州兩所大型醫院，市政府領導曾游說寫上我的名字，我不肯。他們建議寫上我父親名字，我也不肯，先人如果有知，一定認同我的做法。
幫貧困病人減輕痛楚
是有意義的事
問：你開展對癌癥病人提供臨終關懷項目，你怎么看待生命的終結？
李嘉誠：喜歡做這類服務的人并不多（因為病人會去世），反而其他如兒童項目較多人喜歡做，因為回報高。
一個非常冷的冬天，一個朋友患腫瘤，進了私家醫院，我探望他，他看見我非常高興，雙手拉著我的雙手，要我坐在床邊；朋友后來睡著，拉著我的雙手也沒有放開。我心里想，這個朋友很富有，得到很好的醫療照顧，但因腫瘤而痛楚不已。內地貧窮的癌癥病人沒錢接受治療，生活怎樣過？于是立即想到開展寧養服務，我不喜歡“臨終關懷”，改為“寧養服務”。
我告訴所有寧養院的負責人，現在使用的藥可幫助病人減少80%的痛楚，假如新藥可幫助病人減少90%痛楚，即使價格貴一倍，他們也不用問我，立即轉用新藥。能夠幫助貧困病人減輕痛楚，實在是有意義的事。現在，已有42所寧養院，每年捐款增至1億元以上，每年受惠者在1萬多。
十三四歲時最艱難
邊工作邊搶學問
問：你一生中最艱難的是什么時候？
李嘉誠：人生各個階段都會有難處，我最艱難時候是十三四歲。12歲時，日本侵華，我和家人從潮州來香港。13歲父親因肺病住院，不夠一年去世。照顧父親這段時間我發現自己也有肺病，病情危險，但我告訴自己不能死。身為大兒子，為了母親和弟妹，為了前途，一定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同時也不停搶學問，到舊書攤買舊書看，包括老師使用的教科書，跟謀生有關的書。即使最艱難的日子，我也充滿信心。
直到如今，我每天晚上都要看書，了解新的科技知識及與事業有關的資訊。無論做什么生意，你一定要喜歡和愛它，這樣才有進步。我喜歡新科技，私人參與投資的科技公司有60家，也越來越相信“知識改變命運”。
不少好友游說我出版傳記，若干年前我也曾在一個月里，每天花三分之一時間與專門小組整理和撰寫傳記的資料。不過，有一天突然想到這類傳記可能會涉及其他不少人，為免對別人有所影響，最后決定把所有資料封存，不再繼續。
如果可以重新開始
可能會考慮參政
問：你覺得一個理想的人生是什么樣的？
李嘉誠：站得牢，挺得腰，走正路，有理想地做生意，有理想地做自己。我希望對自己國家和民族作出貢獻，成為一個有價值、值得人們尊重的國民。我不會認同不誠實和自欺欺人的品質，也不喜歡思維固化、做事死板的性格；對于怒急攻心的人，更加不會妥協。
我一生勤奮，不停地搶學問，面對不開心的事仍然保持愉快心境，因而此生無憾，生活簡單而有規律，擁有的資產一分一毫均從正途而來；即使有容易賺錢的機會，但對有些行業也堅決不參與。我自問無論如何努力，仍發現沒有一個人能解決所有問題；如果可以重新開始，我可能會考慮選擇參政。
我個人不懼怕死亡。假如我是一盞燈，能夠照亮一條路就好了。而且，我還留下有生命的基金會。基金會的工作每天都在進步中，每天都有成果，像在荒蕪之地，種下大樹，讓后人有收獲，這是很高興的事。如果真的要寫墓志銘，我會選擇一直支持我每天充滿斗志的兩句話：建立自我，追求無我。
李嘉誠的黑框眼鏡從1972年開始沒換過，手表也總是同一塊，直到最近旅行中看到一款西鐵城的太陽能手表，3000港幣買下。他的西裝皮鞋穿了數十年，下屬說，李嘉誠的襪子不能見人，因為他自己縫補了好多次。
清晨5點59分鬧鈴響后，李嘉誠一定起床，聽新聞，打一個半小時高爾夫，然后去辦公室。晚飯后，他一定要看十幾二十分鐘的英文電視，不僅要看，還要跟著大聲說，因為“怕落伍”。以前，李嘉誠看新聞喜歡紙質版，iPad出來后，他就只看電子版了。他現在用的是iPhone手機。
李嘉誠喜歡看電影，而且，看電影時，他的“代入感”很強，每次都會選擇一個自己喜歡的角色，然后隨著劇情起伏，“過他們的生活”。下屬說，李嘉誠其實是個感情很豐富的人，但很懂得控制自己的情感。
李嘉誠不喜好交際，在一些朋友看來，他很悶，有時還有點不合時宜。一次，一個官員在李嘉誠面前夸耀他們投了多少錢搞環保，李突然來一句，“不浪費就是最大的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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