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健
作者：李靜
1997年4月2日，我坐在王小波君的家里，翻看他剛辦來不久的貨車駕駛執照。“實在混不下去了，我就干這個。”他對我說。我看了看他黑鐵塔似的身軀，又想了想他那些到處招惹麻煩的小說和雜文，覺得他這樣安排自己的后半生很有道理。于是我對這位未來的貨車司機表示了祝賀,然后，拿了他送我的《小說界》第二期(那上面有他的小說《紅拂夜奔》)， 告辭出來。他提起一只舊塑料暖瓶，送我走到院門口。他說：“再見，我去打水。”然后，我向前走，他向回走。當我轉身回望時，我看見他走路的腳步很慢，衣服很舊，暖瓶很破。
那是王小波君留給一個熱愛智慧和有趣的年輕人的最后的背影，一個寥落、孤獨而傷感的背影。那時我想起他跟我說過的兩句話。一句是：“我的大半生都在抑郁中度過。”一句是：“我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在我凝望他背影的瞬間，我咀嚼出這兩句話之間的必然的關系。但那只是一瞬間的事，然后我就快樂地想：在這個沉悶無聊的世界上，還有這樣一個智慧而有趣的人，是多么好呵！二十幾天后，在貝多芬的《葬禮進行曲》聲中，我來向這位獨一無二的作家朋友作最后的告別。我呆呆地望著他四周的鮮花和人群，問自己：如果世界上沒有了這個智慧而有趣的人，我還能不能一如既往地熱愛它？我閉上眼睛，不敢回答。王小波君離去得太早了!他還沒來得及把自己最卓越的想象力和創造力鑄造成他最滿意的作品，就匆匆地走了。正如他突然在中國文壇上橫空出世一樣，他又突然寂靜無聲地消隱在蒼茫的天際。誰也無法理解，造化這么干，到底是為了什么？
現在，我們只能強忍著哀痛，來面對他留給我們的至真至美的遺產。那是不多的幾本書，難得的好文字--小說集《黃金時代》、《白銀時代》、《青銅時代》，和雜文集《思維的樂趣》。有的書已經出了，有的正在出。有的原先散落在各種報刊上，有的只存在他的電腦里。他本打算接著寫《黑鐵時代》的，但上帝的召喚太急迫，此刻他只能坐在天國的鍵盤邊，把它們叮咚地敲響。
而我們的耳邊仍在回蕩他那獨一無二的聲音。那是一個特立獨行的中國知識分子的聲音，同時也是一個既不莊重又不雅馴、鬧騰得天翻地覆的搗蛋鬼的聲音。這個聲音令我們大笑，因為它幽默、有趣；也令我們流淚，因為那幽默是黑色的，那有趣的背后卻盤踞著無邊而滯重的無趣。那片無邊而滯重的無趣是他的仇敵，也是他此生抑郁和孤獨的根源。為了與這個仇敵對著干，他放棄了一切從它那里獲得安適的可能，冷靜而從容地坐在它的對面，作鬼臉，說俏皮話，把它從莊嚴的寶座上提溜下來，讓大家看清楚它到底有多傻，有多瘋。
在我們這個吵吵嚷嚷、動輒反目成仇的文化圈，還有誰只為一個抽象的仇敵而拼殺、而憤怒、而冷笑的嗎？有，那就是王小波。他的仇敵是什么？--那片無邊而滯重的無趣是什么？是我們嚴重畸形的文化心理與文化現實。孔子說：久居鮑魚之肆，不聞其臭。當我們置身于畸形的文化現實中時，往往不聞其臭；王小波卻不能。他經歷過最瘋狂的年代，也見識過最理性的文明，他認定：追求智慧和有趣，乃是人類前途之所系。這一真理的背后，是對理性、自由、個人的獨立與創造的極度高揚。
這本應是人之為人的一個最基本的起點，一個最簡單的共識，然而在我們的時空下，它的存在卻異常脆弱。它被數千年來延續至今的反智主義、實用功利主義和假正經包圍著。王小波的不可替代，在于他始終以嬉戲禁忌的方式，毫不退縮地向這種無趣而強勢的存在討還這個起點和共識。他的做法是與這種無趣反其道而行之：他厭惡我們的文化中“無智無性無趣”的部分，于是在他的小說中，就充滿了智慧、性愛和有趣的想象。被一些人叫好、又被另一些人非議的《黃金時代》、《紅拂夜奔》就是這樣的作品。
他鄙棄束縛自由的功利主義、道德教條和假正經，于是就在他的一切文字中布滿放肆的比喻和辛辣的反諷，讓沒滋沒味的生命變個味道。他常常引用羅素先生的話，以明心志：“須知參差多態，乃是幸福的本源。”他還說：“我認為腦子是感知至高幸福的器官，把功利的想法施加在它上面，是可疑之舉。有一些人說它是進行競爭的工具，所以人就該在出世之前學會說話，在三歲以前背誦唐詩。……還有人認為，頭腦是表示自己是個好人的工具，為此必須學會背誦一批格言、教條--事實上，這是希望自己看上去比實際要好，十足虛偽。”“假如上帝要我負起灌輸的任務，我就要請求他讓我在此項任務和下地獄中做一選擇，并且我堅定不移的決心是：選擇后者。”
在這個智慧而有趣的人眼中，最難容忍的是我們這個民族的文化虛榮心和對真實的虛弱的承受力。對這種畸形文化心理的抨擊，使他招致各方(尤其是新潮的“新保守主義者”)的詬病--說他“民族虛無主義”者有之，說他“自辱心態”者有之。而他何嘗以把自己的民族文化說得一無是處為樂？他唯愿自己的這副烈藥有助于消殺病瘤，換取健康，以使我們在人類文明的舞臺上，有本事和別人來個真刀真槍的競賽，這豈不比整天空喊“讓我們的文明來拯救全世界”實在得多？但遺憾的是，花剌子模國王的耳朵只聽得進“聰明人”的花言巧語，卻容不得“傻子”的一句真話。幾千年來，一貫如此。
然而，這對一個“傻子”來說，又有什么傷害呢？“只要你不怕做烤肉，就沒有什么阻止你說俏皮話。”(《文明與反諷》)這句話是王小波君一生的自畫像--他拿了洋學位卻放棄了有保障的工作；他才華橫溢卻拒絕發出他不感興趣的聲音；他樂于發出的聲音卻常常不能給他帶來利益，因而直到他去世，仍是個“湊合著過日子的人”。他畢生都坐在這個窘困、孤獨的烤架上，說著卓越的俏皮話。這俏皮話是他留給我們的遺產，里面包含了他卓然獨立的智慧和幽默，以及無比豐富的想象力與創造力。在他的遺產面前，我們應當說，王小波君是這個傳統的異端，但更應是令她驚喜和驕傲的收獲。站在這一收獲的階梯上，我們可以望到更遙遠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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