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參研究

岑參研究

　　岑參的作品及其富有浪漫主義色彩，氣勢恢宏，想象及其豐富，雄奇瑰麗，奔放熱情，滿懷報國之情。

　　一、岑參生平研究

　　岑參生平研究在本世紀內取得了較大的進展。岑參舊無年譜，《新舊唐書》本傳及歷代傳記類典籍對其生平事跡的記載亦甚疏略，1930年賴義輝撰《岑參年譜》，是為岑參第一個年譜，篳路藍縷，功不可沒。此后不久，聞一多先生《岑嘉州系年考證》、《岑嘉州交游事輯》又相繼問世，使得岑參生平研究頓時豁然。此后，李嘉言在其師聞一多的指導下，又撰《岑詩系年》。到五六十年代，新的一批學者又將岑參生平研究推向深入了，曹濟平的《岑參生年的推測》、陳鐵民《岑嘉州系年商榷》，對三十年代岑參生平研究中存在的問題進行檢討。經過十多年的沉寂與冷落，從七十年代后期起，岑參生平研究又重新繁榮起來了，且至今而不衰。此中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陳鐵民、侯宗義合著的《岑參集校注·岑參年譜》、孫映逵《岑參生年考辨》、胡大浚《岑參“西征”詩本事質疑――讀岑參詩札記之一》、柴劍虹《岑參邊塞詩系年補訂》、廖立《岑嘉州編年考補》、孫映逵《岑參游河朔考辨》、孫映逵《岑參“西征”詩及有關邊塞地名――與胡大浚先生商榷》、胡大浚《再論岑參“西征”本事――答孫映逵同志》、孫映逵《岑參邊塞經歷考》、張春山《岑參首次赴安西的時間及其背景》、廖立《唐代戶籍制與岑參籍貫》、王劉純《岑參交游考辨――閻防、杜位與嚴維》、廖立《岑參評傳》、任曉潤《岑參生年、籍貫考》、王勛成《岑參去世年月考辨》、廖立《岑參師友考》、劉開揚《岑參詩集編年箋注·岑參年譜》等。

　　綜合以上研究成果，我們可以看出，本世紀岑參生平研究主要探討了以下幾個問題：

　　岑參的籍貫　關于岑參的籍貫，學界有兩說：一謂江陵人，一謂南陽人。聞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證》謂岑參唐江陵(即今湖北省江陵縣)人，其先世本世居南陽棘陽，梁時長寧公善方始徙江陵。諸書稱岑為南陽人，蓋從其郡望。此后陳鐵民等撰《岑參年譜》亦同意聞說之考證。但此后學者中亦有人堅持“南陽”說，如任曉潤《岑參生年籍貫考》就認為，岑參的籍貫應是唐代棘陽(今河南南陽)人;廖立《唐代戶籍制與岑參籍貫》則從唐代戶籍制的考察入手，論證岑參的籍貫當為“南陽”;劉開揚《岑參詩集編年箋注·岑參年譜》也認為，岑參“祖籍南陽棘陽，今河南新野縣，梁時徙江陵，今湖北省江陵縣，”似亦傾向于南陽說。

　　岑參的生卒年　岑參的生卒年史無明文，長期以來亦無確考，本世紀學界頗多異說：

　　1、賴義輝《岑參年譜》考證岑參當生于開元六年(公元718年)，卒于大歷四年(公元769年)。

　　2、聞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證》則不同意賴說，通過詳細考證認為，岑參生于開元三年(公元715年)，卒于大歷五年(公元770年)，享年五十六歲;后來陳鐵民《岑嘉州系年商榷》也同意此說。

　　3、曹濟平《岑參生年的推測》也認為，賴說的錯誤較明顯，但聞一多先生的證說亦有不足之處，他認為，岑參生于開元二年(公元714年)更為確切。任曉潤《岑參生年、籍貫考》也持此說。

　　4、劉開揚《略談岑參和他的詩》以為岑參生年最少應該比聞氏所定的后一年，即公元716年，至公元770年死去時為五十五歲。

　　5、孫映逵《岑參生年考辨》通過對岑參及第授官之年的考證，認為岑參應生于公元717年(開元五年)。

　　對于岑參的卒年、月，學界有三說：一為聞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證》所考的大歷五年(公元770年)正月說;一為賴義輝《岑參年譜》提出的大歷四年說，郭沫若《李白與杜甫》則認為，聞一多的考慮還欠周到，經過他的推測，岑參應當死于大歷四年十二月下旬。一為王勛成《岑參去世年月考辨》所云，疑參于大歷十月左右即病逝于東歸途中之船上，其地可能在嘉、戎一帶，而非成都之旅舍。

　　岑參游河朔的時間　關于岑參游河朔的時間，聞一多在其《岑嘉州系年考證》中有較詳細的考證，他認為，岑參于開元二十九年游河朔，春自長安至邯鄲，歷井陘，抵冀州。八月由匡城經鐵丘，至滑州，遂歸潁陽。陳鐵民等《岑參年譜》則不同意聞說，認為岑參于開元二十七年游河朔。春自長安經古鄴城至邯鄲，復由邯鄲抵貝丘。暮春自貝丘至冀州。四月由冀州抵定州。后到井陘。冬抵黎陽、新鄉。

　　岑參“西征”本事及其他邊塞經歷　《輪臺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走馬川行奉送出師西征》是岑參兩首著名的邊塞詩，對于此兩詩的背景，聞一多認為是“天寶十三載冬破播仙之作”，此說為李嘉言《岑詩系年》、馬茂元《唐詩選》、林庚、馮沅君《中國歷代詩歌選》及其他一些選注本所沿用，影響較大。

　　陳鐵民《岑嘉州系年商榷》提出此兩詩與《獻封大夫破播仙凱歌六章》同指一事，似不妥當，然未作辨析。胡大浚《岑參“西征”詩本事質疑》從邊疆歷史地理的實際出發，對上述兩家說法細加考察，認為聞一多將兩詩系于天寶十三載封常清攝御史大夫之后固然是正確的，但把它同《凱歌六章》并列為征播仙之作，則顯然不妥。胡文認為，常清之破播仙，當在天寶十三年冬末至次年初春，岑參乃作《凱歌六章》以頌之;而《輪臺歌》、《走馬川》所敘西征事，當在十三載九月，或十四載九月常清返京之前。在胡文發表后不久，孫映逵撰《岑參“西征”詩本事及有關邊塞地名》與胡文商榷，孫文認為西征與破播仙是一役，聞說是確當的，岑詩中的“西征”即是征討入寇吐蕃(而不是征回紇)，同時也是征討吐蕃支持下的叛鎮播仙;而且三詩所寫地理位置亦合，在行軍路線和地點上也無矛盾。胡大浚《再論“西征”本事――答孫映逵同志》再次強調“西征”與“破播仙”并非一役，且就二詩詩意的理解提出了一些與孫文不同的看法。

　　此外，孫映逵《岑參邊塞經歷考》一文將岑參兩次赴西北邊塞的經歷作了考證，其中與聞一多《考證》、李嘉言《系年》及陳鐵民等《年譜》多有不同。

　　岑參的隱居問題　岑參一生曾有幾次隱居，對于其《感舊賦序》中所說的“十五隱于嵩陽”一句所指，聞一多認為，此乃指開元十七年(岑參十五歲)移居河南府登封縣(太室別業)事，嵩陽乃是太室。陳鐵民《岑嘉州系年商榷》則認為此句主要應指作者十五歲至二十歲左右隱于少室的一段經歷。劉開揚《岑參詩集編年箋注·岑參年譜》則認為，當指其十五歲至二十歲隱于太室、少室兩山事，不一定專指一處。另外，陳鐵民此文還認為，岑參至晚于開元二十九年時已隱居終南，但這種隱居，乃是一面隱居，一面不斷尋求出仕的道路。

　　岑參的交游 此類文章首推聞一多的《岑嘉州交游事輯》，后來諸年譜也都涉及到一些。八十年代后又產生了幾篇考述岑參交游的論文，如王劉純的《岑參交游考辨》、廖立的《岑參師友考》等。

　　二、岑參詩歌研究

　　岑參邊塞詩綜合研究　岑參的詩歌成就主要在邊塞詩方面，故自本世紀初以來，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就相當多。

　　1927年，徐嘉瑞發表了《岑參》，此系本世紀第一篇專門探討岑參詩歌的論文。文章認為，“岑參所表現的人物事實，都是最偉大的、最雄壯的、最愉快的”，“岑參是一個意志堅強的人，他終生不會說兒女沾巾的話，越是危險越是痛苦的時候，他越發得意”，“他感受到大沙漠雄壯的印象，由恐怖到了同情，這偉大的沙漠即是他的詩境”，“沙漠的偉大生命，即是這一個’宏壯的詩人‘的生命了”。1935年又產生了兩篇專論，，一篇是孫仲周的《邊塞詩人岑參》，另一篇是葉鼎彝的《唐代民族詩人――岑參》。其中葉文對杜確在《岑嘉州集序》中將岑參比估吳均何遜的說法不滿，認為“岑參的詩實在另有他自己的一種特殊風格，不得屬于任何一種家派。”他同意徐嘉瑞在《岑參》一文中對岑參詩風的評價，也認為“他詩中所表現的人物和事實，都是最偉大的，最雄壯的，最愉快的，好像萬馬奔馳，金鼓齊奏，十分震動人的耳鼓。”但是，他對岑參詩歌藝術和內容的分析，則遠比徐文細致，他說：“岑參的詩，就形式方面而論，他是長于七言古詩的，這并不是說他其他的詩體做不好，實在是因為他那種熱烈豪壯的情緒，不用那蒼蒼莽莽的一氣呵成的七言古詩，是表達不出來的。”在談到岑參詩歌的內容時，他又說：“他是用全付的精力來描寫戰爭的。但是，他所寫戰爭不是杜甫的兵車行和白居易的新豐折臂翁等詩，專門詛咒戰爭的殘酷，而是歌頌戰爭的偉大的。”“除了歌頌戰爭而外，還充分表現出許多異國的情調，所取的題材，如大雪，大熱，大風，大將，名馬，雄壯的音樂，雄壯的舞蹈。他所取這些題材，都是取戰爭為背景，風格境界都是一致的，他是取動不取靜，取雄放而不取澹遠。”“總之，他的詩境是動的，是陽剛的，是Sublime的!”

　　本世紀上半葉出版的一些文學史、詩歌史及一些唐詩論著中也有關于岑參詩歌的論述，如，胡適《白話文學史》認為，“岑參的詩往往有嘗試的態度。如《走馬川行》每三句一轉韻，是一種創體。《敦煌太守后庭歌》也是一種大膽的嘗試。”并對古人把岑參比作吳均、何遜不以為然：“他們只賞識他的律詩”，“律詩固不足稱道;然即以他的律詩來說，也遠非吳均、何遜所能比”，如他詩中的一些白話句子“豈是吳均、何遜做得出來的嗎”?鄭賓于《中國文學流變史》(中冊)云：“岑參詩辭意清切，回拔孤秀，悲壯豪慨，新奇挺拔。”“岑參詩句之新，不特記邊塞異域為然，即如歌詠內地風物，也較其他詩人有不同的筆力。”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也認為“岑參是開、天時代最富于異國情調的詩人”，“他一邊具有高適的慷慨壯烈的風格，一邊卻較之更為深刻雋削，富于奇趣新情。”。蘇雪林《唐詩概論》則認為“岑參在同時一群詩人中可以說更能充分表現男性的一個”，“他有一種熱烈豪邁的性格和瑰奇雄怪的思想，最愛欣賞宇宙間的’壯美‘，以及人間一切可驚、可怖、可喜、可樂的事物。而環境恰恰又成全了他。”

　　五十年代以后，人們開始用新的眼光來研究岑參的詩歌藝術。如劉開揚《略談岑參和他的詩》在論岑參詩歌的內容時，就認為，他的戰爭詩表現了對人民的關懷，具有強烈的愛國思想;就是其諸多詠懷詩中的悲嘆和歡樂不完全為了他個人的遭遇，還有振興王朝、關懷和希望改善人民生活的積極傾向。在論及岑參詩歌的藝術性時，該文認為其七言古詩獨特的體制，“很可能采取了北方民歌的形式”;對于岑參詩中的奇語，他認為，“這些奇語的產物由于岑參的創作方法常常是浪漫主義的，他用想象、夸張的手法把所要描寫的事物突出地表現出來，這就加強了它的新奇和感人的力量。”而且，“岑參如果不是親身去到西北邊疆，并深刻地觀察了當地的風光，特別是體驗了將士們的將士們的戰斗生活，他就不能寫出這些奇語來的。”因此，作者認為，“談岑參的詩除了注意他的夸張手法和通俗之外，更要注意他的生活體驗和他的藝術實踐，他是善于把現實主義的方法和浪漫主義的方法結合起來的。”陳貽焮《談岑參的邊塞詩》也認為，岑參的詩歌之所以在當時就受到各族人民的喜愛，“當然主要取決于他詩歌中所洋溢的積極浪漫主義精神和他高超的藝術造詣，但是，和他的作品豐富多彩、別開生面地描繪出祖國的壯麗景色，反映了英勇豪邁的邊塞生活，也是有一些關系的。”在引用殷璠所說的岑參詩歌“語奇”、“意亦造奇”的特點，以及杜甫說岑參兄弟“好奇”的性格之后，作者認為，可見語奇意奇又與他的性格“好奇”有關， 但是“好奇”卻不能理解為獵奇。“愛好新奇事物，向往新的天地，不避艱險，樂意過戰斗生活，這才是他’好奇‘性格中最本質也最珍貴的因素。”

　　當時還有一些討論岑參詩歌思想性的文章，如賴寒吹、林楠《岑參詩是歌頌武功的嗎?》針對黃蘭坡《評岑參的〈白雪歌宋武判官歸京〉》和陸侃如、馮沅君《中國文學史稿》等認為岑參的詩是“歌頌戰爭”、“歌頌武功”的說法進行商榷，該文認為，首先，岑參詩在描寫戰爭方面的數量是不多的，且多為詠物抒懷之作;其次，從其直接描寫戰爭的詩篇的內容看，也很難認為他是“歌頌武功”的，“只能認為他是以真實而客觀的態度，記錄和描寫了當時邊疆景物及士兵的生活情形。并以一個詩人的正義感，對他所認為的不義的行為加以非難和諷刺。”針對馬茂元《唐代詩人短論》中對岑參的批評：“他能從極端驚險而艱苦的戰爭環境的描繪來表現出一種積極樂觀的精神，給人以鼓舞。可是他對當時戰爭的性質卻缺乏深刻的認識。雖然他也寫到一些戰地陰森悲慘的景象，但軍中生活的不平，廣大士兵對統治者窮兵黷武的反抗，以及他們所表現的厭戰情緒等復雜的矛盾的心情，在岑參的詩篇中很少反映。”高海夫在其《岑參邊塞詩的思想性》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首先具體分析了當時戰爭的性質和意義，認為不能完全以戰爭的性質來定作品思想性的好壞，然后他又認為，如果岑參也能像高適那樣“對戰爭的積極意義予以歌頌，同時又揭示出它的陰暗面、罪惡面”，“將會更好一些”，但是，“如果因此就不敢正視他對某些戰爭的勝利的歌頌和對那些英雄人物的禮贊，甚至貶低、否定這樣作品的積極意義，那恐怕也是不妥當的。”

　　除此之外，當時出版的一些文學史關于岑參詩歌的論述也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值得注意。如游國恩等編著的《中國文學史》認為“岑參的詩歌，以慷慨報國的英雄氣概和不畏艱苦的樂觀精神為其基本特征”，但“缺乏高適詩中那種對士卒的同情”，又云：“岑參的詩，富有浪漫主義的特色：氣勢雄偉，想象豐富，色彩瑰麗，熱情奔放，他的好奇的思想性格，使他的邊塞詩顯出奇情異彩的藝術魅力。”而且他的詩，“形式相當豐富多樣，但最擅長七言歌行。有時兩句一轉，有時三句、四句一轉，不斷奔騰跳躍，處處形象豐滿。”再如，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寫的《中國文學史》也認為岑參的邊塞詩比高適的詩“更為豐富多樣”，而且，比較說來，“高適的詩悠揚婉轉，在濃厚的抒情以為中，表現了奔放的氣勢和慷慨激昂的精神。岑參則急促、高亢，以奇峭而俊麗的風格，描繪了邊地光怪陸離、變幻莫測、瑰奇壯麗的風光，高適顯然不及岑參，岑參是邊塞詩人中最卓越的代表者。”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展史》則認為岑參早期的詩寫得是多么美麗、多么悠閑，而他后來的邊塞詩，則因西陲“同中原絕異的景象，給他一種新生命新情調”，“他的心境與詩境，都由此展開，歡喜采用自由變動的長歌體裁，去表現自然界的偉大與神奇，和戰爭生活中壯烈的場面”，“他的詩富于幻想色彩和夸張手法，善于運用樂府民歌的精神，鑄熔創造，驅使著清新奇巧的語言，去描寫塞外的風光與艱苦的戰場生活，形成未曾有過的險怪雄奇的風格。”

　　七、八十年代以后，人們對岑參邊塞詩思想內容和藝術風格的研究雖然仍在繼續，但進展很有限，稍具特色者有盧葦的《岑參西域之行及其邊塞詩中對唐代西域情況的反映》、柴劍虹《岑參邊塞詩和唐代的中西交往》、蘇者聰《岑參是浪漫主義的邊塞詩人嗎?》、陶爾夫、劉敬圻《盛唐高峰期的西部詩歌》、吳宗淵《岑參邊塞詩的音樂美》、陳剛《試論岑參的邊塞詩對陸游的影響》等。

　　相比較而言，倒是這時人們對岑參邊塞詩中地名的考釋成績突出些。這方面的論文主要有：王友德的《岑參詩中的輪臺及其他》、柴劍虹的《“葫蘆河”考――岑參邊塞詩地名考辨之一》、柴劍虹《“桂林”、“武城”考――岑參邊塞詩地名考之一》、柴劍虹《岑參邊塞詩中的“陰山”辨》、柴劍虹《岑參邊塞詩地名考辨》、柴劍虹《岑參邊塞詩中的破播仙戰役》、孫映逵《岑參邊塞詩地名考釋四則》、陳鐵民《也談岑參詩中的“冰片”》、廖立《岑參邊塞詩地名考補》等。

　　岑參其他詩歌研究　八十年代以后，學界視野更加開闊了，不再局限于研究岑參的邊塞詩，他們開始對岑參的山水風景詩和詩歌體式進行研究。

　　劉朝謙《岑參的蜀中寫景詩》認為岑參的寫景詩在唐代詩壇也能獨樹一幟，岑參在蜀中所寫的五十多首詩中，寫景詩占了很大的比重，集中反映了岑參創作晚期――蜀中時期的藝術成就。文章還分析了這些寫景詩的藝術特點：首先表現在題材的廣泛和情景的水乳交融;還具有想象豐富，表現手法奇特的特點;風格神秀豪放;有一些詩很有興寄。顏邦逸《岑參早期山水詩的藝術特色》也認為岑參的山水詩從量上看，相當可觀(80多首)，從質上看，也很出色。他認為其早期山水詩部分地表現為以清靜、恬靜的境界否定惡濁、喧囂的俗世，大量地表現為對瑰奇境界的追求。而且，他并不將自己融于山水悠緩的節奏;而是在對山水的詩化中再現積極、熱烈、英氣勃勃的自我。文章最后還認為，其早期的山水詩是邊塞詩的前奏，他早期山水詩所追求的東西，正是后來邊塞詩取得的東西。蘇雨恒《盛唐自然景物詩的開拓者――對岑參詩的全面認識和評價》也認為，在岑集中，數量既多、用力且勤，又取得了最高成就的當首推藝術地再現山水風物的詩篇。早期和入蜀期間詩作的突出成就無疑在于寫景詩，即以因此被稱為“邊塞詩人”的塞上詩作而論，作者描寫的重點亦不在邊境戰爭及由此引起的一系列社會內容，而是奇異的塞上風物。孫映逵《岑參山水景物詩》也對人們一直稱岑為邊塞詩人，湮沒其在盛唐山水詩創作中的地位表示不滿。他認為岑參的山水景物詩風格多樣，濃淡各異，有他自己的面目：“清麗”。岑參的山水詩中那種淡畫式的清麗，隨意點染，酷似小謝風韻;但岑參的詩流麗而不平弱，筆勢健舉，氣宇軒昂，又表現出唐人的魅力。文章最后認為，其成就為王、孟之亞，其詩風之多樣、色彩之紛繁，在盛唐山水詩人中僅次于王維。葛曉音的《山水田園詩派研究》也對岑參的山水田園詩作了比較詳細、深入的研究，作者認為，“岑參性耽山水，常懷逸念，不但在多處置過別業，而且在虢州、嘉州任上，以仕為隱，縱情游賞”，“因此他的山水詩數量之多，唯王、孟可比。”“早年風格也有近似孟浩然處。一部分作于終南山和緱山別業的五古，主要是以敘述自己愛好幽賞的心跡為主，在羅列著書作文、訪道尋僧、追逐漁樵的生活情趣之時，插入一些山水描寫的片斷，章法自由多變，并無一定格式，但隨情興所至。還有相當一部分山水詩，作于行役途中，則一般采用前半首模寫山水，后半首懷念親友的結構。”作者還通過對岑參山水作品的具體分析，看出岑參構思“用心良苦”的特點，并且認為：“其邊塞詩的 ’奇麗‘，主要體現為以樸素平易的形式表現出生活本身的瑰奇;而其山水詩則相反，是用創意造奇的構思和手法表現人們所熟悉的山水幽致。”該書最后總結說：“岑參的創作高峰在天寶年間及安史之亂以后，加上他’奇造幽致‘的特點，其構思和表現手法已在不少方面開出中唐印象派的端倪。而王孟詩派則是以總結和發展陶謝的藝術經驗為基本特色的。因此岑參與王維雖是同時代人，但從山水詩表現藝術的發展來看，他們之間的差異卻帶有界劃時代的意義。”

　　另外，還有一些文章專門探討了岑參的七言古詩的藝術成就，如張學忠的《試論岑參七言古詩的藝術風格》、王錫九的《論岑參的七言古詩》等。其中張文對岑參七言古詩的風格演變進行了描述，認為岑參早期的七言古詩較多地是采用短小的形式，運用淺顯質樸的語言，寫得婉轉流暢，達到了一定的藝術水平，但“雄壯奇麗”的風格還沒有形成。這種風格是詩人兩次出塞、在長期的軍旅生活和創作實踐中才逐漸形成的。詩人在安史之亂爆發后回到朝中所寫的七言古詩雖然仍采用了與早期相同的那種比較短小的形式，只不過也同樣帶上了詩人這個時期比較消極的思想的陰影。語言平淡淺易，富有民歌情調。另外，文章還探討了岑參七言歌行用韻的特點，七言古詩在語言上“奇”的特點等。王文分三個階段分析了岑參七古風格的變化;作者還具體分析岑詩“奇麗”的總體特征。對于岑詩中的五、七言相雜的句法特點，文章指出：“這樣的體式，其特點是五言句和七言句在詩中擔負的任務不同，所起的作用也不一樣，使得詩情巧于變化。這種變化不需要關聯、過渡，而依靠句式的變換徑直轉折，拗峭健拔，戛戛獨造。”文章還指出，岑參在詩歌語言的通俗化、重疊復沓的表現手法和“三三七”句式的運用方面，“實開中唐詩壇向當代民歌學習，吸取民間創作的長處的風氣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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