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子建的溫情敘事

時間：2024-11-10 08:23:48 遲子建我要投稿

相關推薦

遲子建的溫情敘事

　　溫情敘事是遲子建小說的一個重要策略，是她理解世界、處理苦難的一種態度和方式。

　　遲子建憑借著對文學的執著信仰在文壇上筆耕了20余年,其創作之豐富有目共睹,評論界對其創作的研究也逐漸向著多元視角行進。在諸多的闡釋角度中,溫情敘事受到了普遍關注。謝有順先生較早地注意到了這一點,將其定位為“憂傷而不絕望的寫作”。近年來有論者認為,“遲子建筆下的善意與希望,并不意味著溫情主義的淺薄與局限,它恰恰顯示了作家的責任感與寫作倫理”。但也有論者指出,溫情主義是遲子建創作的一種局限。溫情主義的確是遲子建看待問題的一種方式,并顯現在她的文學創作之中。文學是作家體驗人生的一種方式,這種方式不能用對和錯、高與低來進行判斷。自有文學以來,眾多的文學承載著思想的重任,但文學不是懲戒罪惡的法律條文,亦不是苦口婆心的道德說教。“文學的職能在于為人類社會的存在提供和創造一個良好的人性基礎。”現代派小說對人性惡的展示曾被認為是對人類生存狀況的深層揭示,然而揭示過后并不能帶來心靈的救贖,卻只是無盡的冷漠。文學永遠以人為本,關注著人類的生存境況、存在意義和前途命運。從這一層面來看,遲子建的溫情敘事不能被簡單理解為是她的一種局囿,本文以遲子建的《福翩翩》為例,闡釋她的溫情敘事。

　　一、苦難中的溫情敘事

　　《福翩翩》講述的是兩個家庭日常生活的故事。與作家一貫的文學信仰和風格一樣,《福翩翩》依然滲透著濃濃的溫情,但這種溫情并沒有遮蔽生活的艱辛與苦難,而是一種對待這種生活的方式和態度,苦難最終沒有也不可能被消解掉。

　　從某種程度上說,苦難是人無法擺脫的生存狀態,文學因其對人的終極關懷而更加關注苦難,甚至可以說,作家都有一種“苦難情結”。這種情結一方面是個人生存體驗的結果,同時也“不僅是作為藝術家對生存內省意識的理論概括,作為進入生活內部的思想導引;而且作為歷史的自我意識,那是人類生存不屈的自覺表達”。苦難因個人體驗的不同而存在不同的表現形態。新時期以來,從傷痕文學對苦難的泛濫化的抒發到先鋒小說的狂歡式的描寫,到新寫實對瑣碎生活的關注,苦難成為作家關注的一個視域。《福翩翩》是一部充滿溫情的作品,然而它并不回避苦難。這種苦難首先體現在經濟的窘迫上。柴旺原本是機修廠的工人,下崗買斷了工齡,一次性得了三萬多塊錢。兒子幫朋友打架,把人打殘廢了,被送進了監獄,為了平事不但家中積蓄一掃而光,還借了兩萬多塊錢。夫妻倆帶著饑荒過日子備嘗辛酸。而鄰居劉家穩,曾在重點高中當老師,每個月有固定的收入。但由于一場車禍,使他失去了雙腿,他家賣了樓房搬進平房。只靠妻子劉英教書的收入養家糊口。兩個女兒上大學的學費和生活費占據了家中大半的開支。這種苦難還體現在命運的無常上。柴旺作為一個無任何身世背景的底層平民,下崗后只能憑力氣干活,蹬三輪車。此后的不停調動工作并非是以自己的意志為轉移的,最終柴旺不得不繼續蹬他的三輪車。劉家穩的不幸遭遇也體現著這種人自身無法避免和克服的悲劇命運。作品也因觀照人真實的生存境況,而具有了相當的思想深度。

　　人生苦難如同生老病死一樣不可避免,關鍵是如何積極面對,在承擔中透視出人生苦難的本質,如何承擔顯示出一種人生態度,一種生命的意志。主人公都懷揣著希望經營著自己的苦難生活;人與人之間充滿著樸實的關愛之情,這在一定程度上沖淡了物質的貧困帶來的窘迫,庸常的日子也因此煥發了詩意的光彩,生活帶有暖色。“處于弱勢地位的底層無力作為獨立的階層發出自己清晰理性的聲音,‘被敘述’注定是它擺脫不掉的宿命。”在對底層的書寫中,人們往往都習慣用一種高高在上的視角俯視底層人物的生活,在不斷地鋪排苦難中展現他們生活的粗糙甚至灰色。而遲子建秉持著一顆平常心在展現底層人物辛酸的同時,以平視的角度細致地描摹了小人物生活中閃爍的溫馨和希望。柴旺家的總是精心為每天出去蹬三輪車、干力氣活的丈夫準備他喜歡的“兩口飯”。作者用生活化又不失精致的語言描寫妻子對丈夫無微不至的呵護:柴旺家的天還沒亮就起床為丈夫準備早餐,為了不驚擾丈夫的睡眠,拿著衣服和鞋悄悄地到西屋去穿。不管柴旺掙沒掙到錢,只要看見他踏進家門,柴旺家的心里就會泛起一股憐憫之情,趕緊把溫熱的洗臉水端來,再把可口的飯菜擺上桌。這是流露在平常夫妻之間最常見的恩愛之情,它不會因為生活上的艱辛而減少。劉家穩自雙腿殘廢后,失去了活動和工作的能力,只能在家里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這種失去出門掙錢能力的單調乏味生活使他的脾氣變得暴躁起來,夫妻經常吵架。但當柴旺提出要與劉家穩合伙賣春聯時,劉家穩首先想到的是,掙到錢就給整天埋頭備課、批作業,頸椎都變形的妻子買一臺哈慈頸椎治療儀。這是頹廢后的他重新燃起生活勇氣的最大動力,對妻子傳情達意的溫情點亮了俗世人生的明燈,溫情的暖流縈繞著他。苦難中的溫情正是主人公獲取戰勝苦難的精神力量。

　　然而這種溫情并沒有最終解決生活的艱辛和命運的無常帶給人的無盡痛苦。遲子建沒有讓她的人物淪入虛幻的溫暖之中,這種溫暖只是在生活悲痛的大背景下彼此給予的一絲愛意。柴旺因在賣春聯時意外地得到了一筆橫財,于是瞞著妻子和劉家穩給劉英買了一臺頸椎治療儀,事情敗落后得來的是妻子與自己的冷戰。盡管最后相濡以沫的情感戰勝了隔膜,柴旺家的已經原諒了柴旺,但是艱辛的生活仍然在繼續。“遲子建的苦難代償,只是改變了主人公的心理狀態,讓他們從心理上戰勝苦痛,而苦難實際上仍然在外部世界運行著,原有的生存困境依然存在。”這與遲子建以往的創作一脈相承,《親親土豆》中親情的洋溢沒有阻止丈夫癌癥的病發和死去;《逝川》中的鄉情使得老吉喜的盆中多了幾尾魚,然而此后的孤獨仍將伴隨她。由此可見,遲子建并沒有粉飾生活的艱辛,溫情只是她對待苦難生活的一種方式,是對在痛苦中掙扎的人們的一種安慰。與其咀嚼展覽苦痛,不如給人以力量,溫情敘事既是作家的創作理念,也是她的一種人性關懷。

　　二、女性視域下的溫情觀照

　　在考察遲子建的溫情敘事特征時,我們無法忽視她的女性身份。“五四”開始女性以主動者的身份登上歷史舞臺,由于對男權社會威壓刻骨銘心的記憶,女性創作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對男性的反抗。兩性對峙的局面拉開帷幕,在此后的女性創作中也一直難逃窠臼。新時期以來出現的“雄化的女性形象”、“個人化寫作”和“身體寫作”都是女作家們試圖建立女性在自主意識而最終陷入到尷尬境地。遲子建作為女性作家,無疑其作品會蘊含著一定的女性特征。但在遲子建的身上,那種對抗性十足的兩性對峙局面在遲子建的藝術世界中幾乎是看不見的。這種性別身份更大程度上體現在創作更傾向于溫婉,更傾向于用溫情方式看待苦難人生。“女作家再寫也不能讓女的在天上寫,男的在地上寫吧。大家說我是女性作家無所謂,女作家就女作家吧,反正不可能是男作家。”這段話看似有些調侃,實際上遲子建認為自己在進入寫作狀態時,是從沒有考慮自己要站在男性的對立面進行書寫。“女”作家只能說明這位作家的性別,而不代表她的創作意識和寫作主題。長期以來人們似乎認為不嚴肅剖解小人物身上的劣根就難體現作家的深邃;不決絕的反抗男性就不足以彰顯女作家的犀利。在這樣的視角下反觀她的溫情敘事自然會有詬病。溫情不代表作家的局限性,尤其是在作家沉湎于宏大敘事,專注于兩性對抗的創作情境下,遲子建作為女性作家的這種溫情脈脈的表達方式不僅僅是作為女性看待苦難人生和人性丑惡時的一種溫婉的處理方式,還有作家獨特的創作觀念:民眾的辛酸悲苦生活難以泯滅人性的溫情。

　　現代醫學證明,女性與男性在認知能力上有很大差別,女性在思維能力上長于形象思維;在情感上,女性則多細膩含蓄。遲子建以女性先天的就具有一些溫婉和順的氣質給她文學世界的苦難人生以溫情的觀照。在倫理道德、生活方式及心理素質等把握方面,遲子建鐘情于書寫未被俗世污染的親情倫理和人際關系,挖掘沉潛在日常生活中的細膩美好的人倫情感,《福翩翩》中的女主人公喜歡別人叫她柴旺家的,甚至忘記了自己的名字,這在女權主義者那里一定是被認為是依附男性的表現;《起舞》中丟丟對女性起舞剎那美妙時刻的無限向往,甚至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遲子建作品中女主人公的女性意識多表現在女性自身的性別特征上,這種特征是以與男性和諧相處為宗旨的。而遲子建在文學中所體現出的溫情特征,也只是女性感受世界的一種方式。畢淑敏在《尋覓優秀的女人》一文中,給優秀女人下定義時用了四個關鍵詞,依次是:善良、智慧、勇氣、美麗。她之所以把善良排在第一位,是因為人的善良是溫情的源泉,尤其是女人的善良。“歷經磨難而終不改善良本性的女人就像一道穿越污濁仍清澈見底的小溪,其實是很罕見的!”{8}遲子建和她筆下的普通女性身上的人性光彩照亮了苦難人生。女性作家除了在創作風格上會顯示出婉約氣質,在創作意識上也會受其影響而更偏向于柔性的特質,這種特質使其在進行人性思考時多采取溫情而寬容的態度,不追風逐潮,堅守自己塑造善于體貼關愛他人的小人物形象,并給予他們充分的尊重。

　　三、宗教情懷下的溫情慰藉

　　文學是一種對世界的個人生存體驗方式,人性是其表達的觀念之一。文學是“以審美為導向的生存體驗,不是單純的認知,而是飽含著情感的精神活動”。對人的普遍關注是文學永恒的主題,對世事艱辛的哀嘆和對人民疾苦的憐憫是文學所體現出的共有的悲憫情懷。“文學正是因為它具有悲憫精神并把這一精神作為它的基本屬性之一,它才被稱為文學,也才能夠成為一種必要的、人類幾乎離不開的意識形態的。”遲子建就是這樣一位具有悲憫意識的作家,“我認為文學寫作本身也是一種具有宗教情懷的精神活動,而宗教的最終目的也就是達到真正的悲天憫人的精神活動”。這種悲憫意識體現在她對底層人民的關注,對人性丑惡的寬宥,對苦難人生的同情與慰藉,因此作品流露出溫情脈脈的情懷。

　　在遲子建文學世界的人物譜系中,農民、城市打工者、小城鎮普通老百姓占據重要的一脈。《親親土豆》中的秦山夫婦只是禮鎮靠種地為生的普通農民;《踏著月光的行板》中的男女主人公是一對兒從鄉村來到城市打工的夫妻;《福翩翩》中的柴旺一家所在的縣城的城西,“是一片連著一片的平房”,這些人都生活在底層,在迅速城市化的當下,遲子建以一名作家的道德感和人性意識拋開燈紅酒綠的現代都市來書寫普通百姓的悲喜人生。文學在表現人性時所持的立場能表現出作家的思考深度。溫情敘事并不能代表遲子建就是一位純粹的人性善論者,“中國的老百姓大多數人都是處在這么一種尷尬狀態中:既不是大惡也不是大善,他們都是有缺點的好人”{12}。在遲子建的作品中不乏對人性惡的展現,這種惡不是純粹的惡,是一種與善交融的狀態。《花(牛亡)子的春天》里曾給女人帶來無盡的苦難的花(牛亡)子實際上再也找不回自己的“春天”了;《雪窗簾》中連“我”在內的所有對老嫗寄予同情的人卻仍然眼睜睜地看著她在臥鋪車廂里坐到天明,這種溫情敘事背后對人性的考量是更為深刻的。在平淡的敘述中可見作家溫厚和熱切的期望。而對人性善惡的揭示和表現并不能說明什么,重要的是對待這種善惡的態度。哲學家的任務在于解釋這個世界,而文學家在審美地展現世界之后則會更多地表現對待民眾疾苦的同情和安慰。遲子建本著悲天憫人的情懷從不擔當道德的說教者,更不做夸張的描寫,而是用文學創作的方式溫暖人心,慰藉靈魂。這種悲憫情懷是一種大愛,它一方面來自于作家執著的文學信仰,如施戰軍所說是一種“獨特而寬厚的人文情懷”,一方面則來自于她的宗教般的情懷。這種情懷是對苦難的包容,是一種深沉的情感力量和深邃的思想,給人一種精神震撼的力量。《額爾古納河右岸》中的妮浩薩滿因此能夠在忍受親人的接連失去而依然去挽救他人,表面看起來溫情脈脈,而實際上它所體現出的悲劇感仍是十分強烈的。主人公生活的痛苦與艱辛并不能影響他承受苦難、善待他人的情懷。這是來自民間的生生不息的崇高力量,也是民族生存發展的根基。

　　文學的人類苦難意識既有宗教因素,也有哲學內涵,文學對于苦難的表現因其觀念形態的形式而凸現了人在形而上層面上的哲學思考。文學是遲子建關懷人生、擔當責任、表達內心世界的一塊自留地,溫情敘事則是她耕種的一種方式,是她對待人生的態度和面對苦難的處理方式。在市場商業化大潮大行其道的今天,這種對人類的終極關懷體現著作家對文學本質的堅守,同時也是文學本身所散發出來的理想光輝。遲子建的溫情敘事就是一種方式,立足于作者本身,我們發現溫情敘事是作為作家的遲子建的創作個性,在溫情中透視苦難,讓人在辛酸中見希望,感受到生命的尊嚴,從而獲得清醒的自覺,達到生命的自由。

【遲子建的溫情敘事】相關文章：

《遲子建》語錄07-11

遲子建名言09-05

遲子建散文0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