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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短歌行》其一藝術賞析
x《短歌行二首》第一首詩通過宴會的歌唱，以沉穩頓挫的筆調抒寫了詩人求賢如渴的思想和統一天下的雄心壯志，《短歌行》政治性很強的作品，而其政治內容和意義完全熔鑄在濃郁的抒情意境中。以下是小編整理的《短歌行二首》其一的賞析，歡迎大家閱讀!
《短歌行》其一藝術賞析一
《短歌行》是漢樂府的舊題，屬于《相和歌平調曲》。這就是說它本來是一個樂曲的名稱，這種樂曲怎么唱法，現在當然是不知道了。但樂府《相和歌平調曲》中除了《短歌行》還有《長歌行》，唐代吳兢《樂府古題要解》引證古詩“長歌正激烈”，魏文帝曹丕《燕歌行》“短歌微吟不能長”和晉代傅玄《艷歌行》“咄來長歌續短歌”等句，認為“長歌”、“短歌”是指“歌聲有長短”。我們現在也就只能根據這一點點材料來理解《短歌行》的音樂特點。《短歌行》這個樂曲，原來當然也有相應的歌辭，就是“樂府古辭”，但這古辭已經失傳了。現在所能見到的最早的《短歌行》就是曹操所作的擬樂府《短歌行》。所謂“擬樂府”就是運用樂府舊曲來補作新詞，曹操傳世的《短歌行》共有兩首，這里要介紹的是其中的第一首。
這首《短歌行》的主題非常明確，就是作者希望有大量人才來為自己所用。曹操在其政治活動中，為了擴大他在庶族地主中的統治基礎，打擊反動的世襲豪強勢力，曾大力強調“唯才是舉”，為此而先后發布了“求賢令”、“舉士令”、“求逸才令”等;而《短歌行》實際上就是一曲“求賢歌”、又正因為運用了詩歌的形式，含有豐富的抒情成分，所以就能起到獨特的感染作用，有力地宣傳了他所堅持的主張，配合了他所頒發的政令。
《短歌行》原來有“六解”(即六個樂段)，我們現在按照詩意分為四節來讀。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幽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在這八句中，作者強調他非常發愁，愁得不得了。那么愁的是什么呢?原來他是苦于得不到眾多的“賢才”來同他合作，一道抓緊時間建功立業。試想連曹操這樣位高權重的人居然在那里為“求賢”而發愁，那該有多大的宣傳作用。假如庶族地主中真有“賢才”的話，看了這些話就不能不大受感動和鼓舞。他們正苦于找不到出路呢，沒有想到曹操卻在那里渴求人才，于是那真正有才或自以為有才的許許多多人，就很有可能躍躍欲試，向他“歸心”了。
“對酒當歌”八句，猛一看很象是《古詩十九首》中的消極調子，而其實大不相同。這里講“人生幾何”，不是叫人“及時行樂”，而是要及時地建功立業。又從表面上看，曹操是在抒個人之情，發愁時間過得太快，恐怕來不及有所作為。實際上卻是在巧妙地感染廣大“賢才”，提醒他們人生就象“朝露”那樣易于消失，歲月流逝已經很多，應該趕緊拿定主意，到我這里來施展抱負。所以一經分析便不難看出，詩中濃郁的抒情氣氛包含了相當強烈的政治目的。這樣積極的目的而故意要用低沉的調子來發端，這固然表明曹操真有他的愁思，所以才說得真切;但另一方面也正因為通過這樣的調子更能打開處于下層、多歷艱難、又急于尋找出路的人士的心扉。所以說用意和遣詞既是真切的，也是巧妙的。在這八句詩中，主要的情感特征就是一個“愁”字，“愁”到需要用酒來消解(“杜康”相傳是最早造酒的人，這里就用他的名字來作酒的代稱)。“愁”這種感情本身是無法評價的，能夠評價的只是這種情感的客觀內容，也就是為什么而“愁”。由于自私、頹廢、甚至反動的緣故而愁，那么這愁就是一種消極的感情;反之，為著某種有進步意義的目的而愁，那就成為一種積極的情感。放到具體的歷史背景中看，曹操在這里所表達的愁緒就是屬于后者，應該得到恰當的歷史評價。清人陳沆在《詩比興箋》中說：“此詩即漢高《大風歌》思猛士之旨也。‘人生幾何’發端，蓋傳所謂古之王者知壽命之不長，故并建圣哲，以貽后嗣。”這可以說基本上懂得了曹操發愁的含意;不過所謂“并建圣哲，以貽后嗣”還未免說得迂遠。曹操當時考慮的是要在他自己這一生中結束戰亂，統一全中國。與漢高祖唱《大風歌》是既有相通之處，也有不同之處的。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沈吟至今。呦呦鹿鳴，食野之蘋。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這八句情味更加纏綿深長了。“青青”二句原來是《詩經鄭風子衿》中的話，原詩是寫一個姑娘在思念她的愛人，其中第一章的四句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你那青青的衣領啊，深深縈回在我的心靈。雖然我不能去找你，你為什么不主動給我音信?)曹操在這里引用這首詩，而且還說自己一直低低地吟誦它，這實在是太巧妙了。他說“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固然是直接比喻了對“賢才”的思念;但更重要的是他所省掉的兩句話：“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曹操由于事實上不可能一個一個地去找那些“賢才”，所以他便用這種含蓄的方法來提醒他們：“就算我沒有去找你們，你們為什么不主動來投奔我呢?”由這一層含而不露的意思可以看出，他那“求才”的用心實在是太周到了，的確具有感人的力量。而這感人力量正體現了文藝創作的政治性與藝術性的結合。他這種深細婉轉的用心，在《求賢令》之類的文件中當然無法盡情表達;而《短歌行》作為一首詩，就能抒發政治文件所不能抒發的感情，起到政治文件所不能起的作用。緊接著他又引用《詩經小雅鹿鳴》中的四句，描寫賓主歡宴的情景，意思是說只要你們到我這里來，我是一定會待以“嘉賓”之禮的，我們是能夠歡快融洽地相處并合作的。這八句仍然沒有明確地說出“求才”二字，因為曹操所寫的是詩，所以用了典故來作比喻，這就是“婉而多諷”的表現方法。同時，“但為君故”這個“君”字，在曹操的詩中也具有典型意義。本來在《詩經》中，這“君”只是指一個具體的人;而在這里則具有了廣泛的意義：在當時凡是讀到曹操此詩的“賢士”，都可以自認為他就是曹操為之沈吟《子衿》一詩的思念對象。正因為這樣，此詩流傳開去，才會起到巨大的社會作用。
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心念舊恩。
這八句是對以上十六句的強調和照應。以上十六句主要講了兩個意思，即為求賢而愁，又表示要待賢以禮。倘若借用音樂來作比，這可以說是全詩中的兩個“主題旋律”，而“明明如月”八句就是這兩個“主題旋律”的復現和變奏。前四句又在講憂愁，是照應第一個八句;后四句講“賢才”到來，是照應第二個八句。表面看來，意思上是與前十六句重復的，但實際上由于“主題旋律”的復現和變奏，因此使全詩更有抑揚低昂、反復詠嘆之致，加強了抒情的濃度。再從表達詩的文學主題來看，這八句也不是簡單重復，而是含有深意的。那就是說“賢才”已經來了不少，我們也合作得很融洽;然而我并不滿足，我仍在為求賢而發愁，希望有更多的“賢才”到來。天上的明月常在運行，不會停止(“掇”通“輟”，“晉樂所奏”的《短歌行》正作“輟”，即停止的意思);同樣，我的求賢之思也是不會斷絕的。說這種話又是用心周到的表現，因為曹操不斷在延攬人才，那么后來者會不會顧慮“人滿為患”呢?所以曹操在這里進一步表示，他的求賢之心就象明月常行那樣不會終止，人們也就不必要有什么顧慮，早來晚來都一樣會受到優待。關于這一點作者在下文還要有更加明確的表示，這里不過是承上啟下，起到過渡與襯墊的作用。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月明”四句既是準確而形象的寫景筆墨，同時也有比喻的深意。清人沈德潛在《古詩源》中說：“月明星稀四句，喻客子無所依托。”這說明他看出了這四句是比喻，但光說“客子”未免空泛;實際上這是指那些猶豫不定的人才，他們在三國鼎立的局面下一時無所適從。所以曹操以烏鵲繞樹、“何枝可依”的情景來啟發他們，不要三心二意，要善于擇枝而棲，趕緊到自己這一邊來。這四句詩生動刻畫了那些猶豫徬徨者的處境與心情，然而作者不僅絲毫未加指責，反而在濃郁的詩意中透露著對這一些人的關心和同情。這恰恰說明曹操很會做思想工作，完全是以通情達理的姿態來吸引和爭取人才。而象這樣一種情味，也是充分發揮了詩歌所特有的感染作用。最后四句畫龍點睛，明明白白地披肝瀝膽，希望人才都來歸我，確切地點明了本詩的主題。“周公吐哺”的典故出于《韓詩外傳》，據說周公自言：“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于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發，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周公為了接待天下之士，有時洗一次頭，吃一頓飯，都曾中斷數次，這種傳說當然是太夸張了。不過這個典故用在這里卻是突出地表現了作者求賢若渴的心情。“山不厭高，海不厭深”二句也是通過比喻極有說服力地表現了人才越多越好，決不會有“人滿之患”。所以陳沆說：“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天下三分，士不北走，則南馳耳。分奔蜀吳，棲皇未定，若非吐哺折節，何以來之?山不厭土，故能成其高;海不厭水，故能成其深;王者不厭士，故天下歸心。”(亦見《詩比興箋》)這些話是很有助于說明本詩的背景、主題以及最后各句之意的。
總起來說，《短歌行》正象曹操的其它詩作如《蒿里行》、《對酒》、《苦寒行》等一樣，是政治性很強的詩作，主要是為曹操當時所實行的政治路線和政策策略服務的;然而它那政治內容和意義卻完全熔鑄在濃郁的抒情意境之中，全詩充分發揮了詩歌創作的特長，準確而巧妙地運用了比興手法，來達到寓理于情，以情感人的目的。在曹操的時代，他就已經能夠按照抒情詩的特殊規律來取得預期的社會效果，這一創作經驗顯然是值得借鑒的。同時因為曹操在當時強調“唯才是舉”有一定的進步意義，所以他對“求賢”這一主題所作的高度藝術化的表現，也應得到歷史的肯定。
賞析二
(一)寓理于情，以情感人。《短歌行》實際是一篇很有政治性、說理性的詩篇，但全詩沒有枯燥的說教，一切道理都在情感的波瀾和抒情意境中得到了深摯而曲折的表達。全詩四段，第一段一上來就用悲涼的調子唱出了積郁已久的憂思，感慨人生短促，需要借酒消愁。這種調子是很能使多經戰亂，出路渺茫的漢末士人受到感染的。然而詩人的憂愁卻并不引向消沉，而是具有積極的含義，他愁的是賢才難得，壯志未酬。所以第二段就借用《詩經》成句并加以巧妙的處理，來表現對賢才的思念和得到賢才后的歡樂。第三段的八句中，前四句又在講愁，是照應第一段的八句;后四句講賢才到來，是照應第二段中的八句。表面看來，意思是與前十六句重復的，但實際上由于“主題旋律”的復現和變奏，因此使全詩更有抑揚低昂、反復詠嘆之致，加強了抒情的濃度。第四段最后八句，先用烏鵲繞樹比喻賢才猶豫彷徨的心情，表示希望群賢畢至;然后歸結到自己身上：“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揭示了全詩的主旨。全詩在情感表達上委婉含蓄，曲折深沉，是通過以情感人來引發當時士人的思考，從而認明真正的出路。而這正是作者寫作此詩的政治目的之所在。
(二)慨慷悲歌，風格沉雄。《短歌行》的主題在于求賢，而求賢的目的則是為了實現統一全國的理想，所以全詩極富于積極進取的精神。但如此積極的內容卻不是用空洞的高調來表現，而是通過慷慨悲歌來做富有感染力的抒述。在全詩中，沉郁的意境和內在的積極要求和諧地統一在起，構成了一種深沉而雄健的藝術風格，這種風格既與建安文學潮流的基調高度一致，也充分顯示了曹操詩歌的藝術個性，所以成為曹操的代表之作。
(三)富有表現力的詩歌語言。從漢代末年開始，在詩歌語言形式的發展中，典雅板滯的四言體逐漸衰微，漢樂府民歌所創造的五言詩不但給詩歌語言帶來了新的生機，而且已開始盛行。《短歌行》的語言特色在于它仍然采用四言形式，卻舊中有新，流暢平易，很富有表情達意的能力。詩中運用典故也并未使人感到奧澀，反而因借助傳統的形象而增強了詩歌的情味。
東漢末年政治黑暗，一般中下層知識分子找不到出路，加以戰亂頻繁，朝不保夕，所以人生無常、及時行樂的思想在社會上很流行。《古詩十九首》里有不少詩就帶有這種頹廢的情調。如“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曹操生活在那個時代，自然也會染上這種消極思想，發出“人生幾何”的感嘆。然而這首《短歌行》的感情并沒有陷入低沉的哀嘆之中，而是經過幾次反復，最后達到奮發激昂，顯示了曹操悲涼、沉雄的風格。這是它可貴的地方。這風格從實質上講，正反映了整個建安時代的時代精神。
創作背景
關于第一首詩的創作時間，學術界大致有五種說法。一是在蘇軾《赤壁賦》中“橫槊賦詩”言語的基礎上，《三國演義》稱曹操在赤壁大戰前吟誦這首《對酒當歌》，時間定在建安十三年（208）末。二是求賢說，出自張可禮《三曹年譜》：“抒發延攬人才之激切愿望，蓋與《求賢令》作于同時。”時間在建安十五年（210）。三是賓主唱和說，此主張發自萬繩楠，他認為此詩作于漢建安元年（196），曹操遷漢獻帝于許都之際，曹操與手下心腹如荀彧等人的唱和之作。四是及時行樂說，但沒有考證具體時間。此說由沈德潛發之，《古詩源》卷五：“《短歌行》，言當及時為樂也。”五是王青的作于招待烏丸行單于普富盧的宴會上的說法，時間在建安二十一年（216）五月。
至于第二首詩，學術界也難以確定其具體創作時間，只能大致推斷為建安十七年（212）至二十二年（217）之間。自建安十六年（211）春正月漢獻帝命曹操子曹丕為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為丞相副后，又封曹植等諸子為侯；建安十七年（212）獻帝特命曹操“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如蕭何故事”；建安十九年（214）三月獻帝七命魏公曹操位在諸王上，改授金璽、赤紱、遠游冠；建安二十一年（216）五月獻帝又加封曹操為魏王；建安二十二（217）夏四月，獻帝又命魏王曹操“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冬十月，天子命王（曹操）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以五官中郎將丕為魏太子”。隨著權勢的壯大，地盤的拓展，曹氏集團之外的人多疑曹操有代漢自立之心。當時東吳孫權瞅準時機遣使上表大說天命而稱臣，意在促使曹操代，但曹操機敏地警覺到這是孫權的一個陰謀，說“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曹操深知功高震主之危，故賦這首《周西伯昌》表明心跡。
名家點評
其一
唐代吳兢：魏武帝“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言當及時為樂。又舊說長歌短歌，大率言人壽命長短分定，不可妄求也。（《樂府古題要解》）
宋代劉克莊：孔融、楊修俱斃其手，操之高深安在？身為漢相，而時人目以漢賊，乃以周公自擬，謬矣。（《后村詩話》前集卷一）
明代鐘惺：“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不用來日苦少，句覺尤妙。“但為君故，沉吟至今”：英雄何嘗不篤于交情，然亦不泛。“明明如月”：如字幻極，樂府奇語。“契闊談宴，心念舊恩”：慘刻處慘刻，厚道處厚道，各不妨，各不相諱所以為英雄。又云：四言至此，出脫《三百篇》殆盡，此其心手不粘滯處。“青青子衿”二句，“呦呦鹿鳴”四句，全寫《三百篇》，而畢竟一毫不似，其妙難言。譚元春：少小時讀之，不覺其細；數年前讀之，不覺其厚。至細，至厚，至奇！英雄騷雅，可以驗后人心眼。（《古詩歸》）
明代許學夷：徐昌谷云：“韋孟輩四言，窘縛不蕩。曹公《短歌行》、子建《來日大難》，工堪為則矣。……。”愚按：……元瑞謂“曹公、子建二詩，雖精工華爽，而風雅典刑幾盡”，斯并得之。……魏人樂府四言，如孟德《短歌行》、子桓《善哉行》、子建《飛龍篇》等，其源出于《采芝》《鴻鵠》，軼蕩自如，正是樂府之體，不當于風雅求之。（《詩源辯體》卷三、卷四）
清代沈德潛：言當及時為樂也。“月明星稀”四句，喻客子無所依托。“山不厭高”四句，言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成其大也。（《古詩源》）
清代陳沆：此詩即漢高（祖）《大風歌》思猛士之旨也。“人生幾何”發端，蓋傳所謂古之王者知壽命之不長，故并建圣哲，以貽后嗣。次兩引《子衿》《鹿鳴》二詩，一則求之不得，而沈吟憂思；一則求之既得，而笙簧酒醴。雖然，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天下三分，士不北走則南馳耳。分奔吳蜀，棲皇未定，若非吐哺折節，何以來之。山不厭土，故能成其高；海不厭水，故能成其深；王者不厭士，故天下歸心。說者不察，乃謂孟德禪奪已萌，而沈吟未決，畏人譏嫌。感歲月之如流，恐進退之失據。試問篇中《子衿》《鹿鳴》之詩，“契闊燕談”之語，當作何解？且孟德吐握求賢之日，猶王莽謙恭下士之初，豈肯直吐鄙懷，公言篡逆者乎？其謬甚矣。（《詩比興箋》卷一）
其二
明代謝榛：老瞞如此欺人。（《四溟詩話》卷一）
清代吳淇：畢露其假。（《六朝選詩定論》卷五）
清代朱乾：攆躬自篡漢之實，昭昭若此，其奸詐之心，果可以欺天下后世乎？（《樂府正義》卷六）
作者簡介
曹操（155—220），字孟德，小名阿瞞，沛國譙（今安徽省亳州市）人。政治軍事方面，曹操消滅了眾多割據勢力，統一了中國北方大部分區域，并實行一系列政策恢復經濟生產和社會秩序，奠定了曹魏立國的基礎。文學方面，在曹操父子的推動下形成了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為代表的建安文學，史稱“建安風骨”，在文學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筆。魏朝建立后，曹操被尊為“魏武帝”，廟號“太祖”。事跡見《三國志》卷一本紀。有集三十卷，已散佚。明人輯有《魏武帝集》，今又有《曹操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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