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死因

韓愈死因

　　韓愈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他為后人留下了許多佳作，被后人推為“唐宋八大家”之首。

　　有人說韓愈晚年蓄養(yǎng)姬妾，亂吃丹藥

　　長慶二年(822年)二月初二，剛剛就任不久的兵部侍郎韓愈，面臨著一項棘手的使命。

　　鎮(zhèn)州(今河北省正定縣)發(fā)生叛亂。起因是朝廷派去鎮(zhèn)州做節(jié)度使的田弘正，講究奢侈排場，不知體恤部下。結果，引起鎮(zhèn)州將士的極度不滿。鎮(zhèn)州兵馬使王庭湊有心作亂，乘機激怒將士，把田弘正與他的幕僚，連同他們的家屬一起殺了，要求朝廷正式委派王庭湊做節(jié)度使。這是中唐以來，大唐帝國的頑疾——藩鎮(zhèn)割據(jù)自立的又一次活生生的復發(fā)。

　　此等武力威逼，朝廷當然不愿，也不能同意，于是，派遣15萬大軍討伐。王庭湊只有1萬多人的軍隊，卻利用中央各軍的內部不和，聲東擊西，不但將他們各個擊破，還圍困了重鎮(zhèn)深州(今河北省深州市)。朝廷無力作戰(zhàn)，只好暫且同意讓王庭湊做節(jié)度使。隨后，派年過半百的兵部侍郎韓愈，前往鎮(zhèn)州“宣慰”——勸說王庭湊解除深州之圍，放出城內的守將牛元翼。

　　為什么會派韓愈去宣慰王庭湊呢?這對韓愈的人生會有什么影響?

　　一人面對叛兵

　　據(jù)說，在韓愈奉命啟程后，時任宰相的元稹對唐穆宗說：“韓愈可惜!”元稹可不是隨便感慨的。那時的藩鎮(zhèn)，極其跋扈與殘暴，簡直就是草菅人命。尤其是，他們根本沒有把朝臣放在眼里。因此，韓愈的出使，的確冒著很大的危險。連唐穆宗也馬上領悟到了這一點，于是連忙派人阻止。可是，為了維護朝廷的尊嚴，韓愈視死如歸。他對皇帝的使者慨然說道：“止，君之仁;死，臣之義。豈有受君命，而可以逗留自顧的道理!”于是，疾馳而往。

　　一路上，因為皇命在身，韓愈格外警醒，恨不得馬上就到鎮(zhèn)州。日夜兼程之中，他兩次寫詩酬答舊日的上司裴度：“竄逐三年海上歸，逢公復此著征衣。旋吟佳句還鞭馬，恨不身先去鳥飛”(《奉使鎮(zhèn)州行次承天行營奉酬裴司空相公》)“銜命山東撫亂師，日馳三百自嫌遲。風霜滿面無人識，何處如今更有詩?”(《鎮(zhèn)州路上謹酬裴司空相公重見寄》)可見韓愈一心完成使命的赤膽忠心。

　　那邊，王庭湊已經(jīng)嚴陣以待，領著全副武裝的甲兵“夾道歡迎”韓愈這位欽差。甲兵們刀出鞘，箭上弦，一片殺氣騰騰。進了鎮(zhèn)州館驛，韓愈、王庭湊落座堂上，甲兵布滿庭下。韓愈早將個人安危置之度外，面對充滿敵意的叛亂之兵，毫無懼色。他的凜然正氣，反倒使做賊心虛的王庭湊膽怯了三分。

　　王庭湊先是推脫責任，以試探口風。他說：“局面的紛紛擾擾，都是不聽話的士兵造成的。”同時，庭下的甲兵按照王庭湊預先的布置，一起擁上堂來，氣勢洶洶，上前圍住了韓愈。

　　韓愈不動聲色，義正詞嚴地對著這班甲兵說道：“兒郎們，且不要亂鬧，聽韓愈來說。我且同你們談談叛逆與忠順的利害吧。姑且不需遠引古事，只看今朝安祿山、史思明這些叛賊，他們的子孫還在嗎?還有當官的嗎?”

　　甲兵說：“沒有。”

　　韓愈接下去說：“令公(指田弘正)忠義，封為節(jié)度使，又封中書令，子孫還在幼年，已經(jīng)授了好官，其榮其寵，光耀天下。”

　　甲兵們喊道：“田弘正待我們刻薄，所以軍心不安。”

　　韓愈說：“然而你們三軍把他殺了，還說什么?”

　　甲兵們聽了，只得道：“侍郎說的是。”

　　王庭湊一看軍心動搖，苗頭不對，擔心部下被韓愈說動，便立即命令甲兵退出，對韓愈說道：“侍郎這次來，對庭湊有何指教?”韓愈答道：“軍中像牛元翼這樣的將領不少，朝廷不是特別愛惜他，但是為了顧全大局，還不能隨便拋棄他，你又何必死死盯住他不放呢?”王庭湊見風使舵，馬上說：“放!放!我馬上放他走。” 韓愈說：“如真能這樣，那自然好。”

　　于是，王庭湊擺好酒宴，款待韓愈，并答應解除深州之圍。與此同時，牛元翼開始艱難突圍，王庭湊聽從韓愈的警告，不加追擊。于是，一場干戈，暫時化為了玉帛。

　　鎮(zhèn)州之行，韓愈在充滿敵意的驕兵悍卒面前，在森嚴的兵甲環(huán)繞之中，鎮(zhèn)靜應付，以理服人，最后，不辱使命，為朝廷平息了一次叛亂，表現(xiàn)出大義凜然的氣質和舉重若輕的本領。宋代大文豪蘇軾在《潮州韓文公廟碑》中稱贊韓愈“勇奪三軍之帥”，指的就是他這種一般文人所缺少的膽氣。

　　最有成就的是文學

　　宣慰鎮(zhèn)州、解救牛元翼的任務勝利完成，韓愈自己也頗為高興。在《鎮(zhèn)州初歸》中，他寫道：“別來楊柳街頭樹，擺弄春風只欲飛。還有小園桃李在，留花不發(fā)待郎歸。”

　　唐穆宗聽了凱旋回朝的韓愈的匯報，大喜過望，說：“看來，愛卿不僅是寫文章的圣手，還是個靈敏機智的演說家。”對他極其贊許，準備重用。韓愈期待中的光明仕途終于到來。

　　韓愈從小就過著十分清苦的生活。他的運氣極其不順，20歲就赴長安應試，屢試不中。25歲時，好不容易考上進士，但又連著幾年沒有通過吏部的選拔考試。徒有功名，沒有官做，只好流落到地方節(jié)度使的幕府里任職。35歲時，終于進入官場，又因與宦官、權要相對抗，長達十幾年不得志，連生活費都要靠他人接濟。

　　長慶四年(824年)夏，57歲的韓愈剛受重用不久，卻突然生病，不得不請假到新置的城南別墅里休養(yǎng)。過了中秋節(jié)，病情突然加重，沒過多久，溘然而逝。“古史散左右，詩書置后前。豈殊蠹書蟲，生死文字間。”正如韓愈的這首自嘲詩——他編撰過史書，從軍征淮西，對軍事、思想、教育等各類大事，都表現(xiàn)出卓異的能力，但在各項事業(yè)中，最有成就的還應屬文學事業(yè)。他是最恰如其分的“生死文字間”的文人。

　　韓愈認清了當時的文壇現(xiàn)狀，明確地提出寫作“古文”的主張，并以大量的創(chuàng)作實踐來抵制流行的駢文，他的理論和實踐得到了一批文人的擁護，因而形成了影響頗大的古文流派。他還主張，寫詩不依傍前人，貴在獨創(chuàng);他熱心寫作雄奇、險怪的詩歌，并有意識地團結了一批詩人，形成了以他和孟郊為代表的韓孟詩派。

　　長慶四年(824年)8月，韓愈寫信給門下弟子皇甫湜(音同“實”)：“死能令我躬所以不隨世磨滅者，惟子以為囑。”十二月初二，也就是825年1月25日，早晨，在長安靖安里府第，韓愈已處于彌留之際，向家屬和密友張籍等囑咐后事。韓愈本來要張籍代寫遺囑，由于家人嚎啕痛哭，未能寫成。他只得對妻子說：我的一位伯兄德行很高，精通醫(yī)術，吃東西前必看《本草綱目》，結果40歲就去世了。我對養(yǎng)生、吃食沒有任何禁忌，官及侍郎，還比伯兄多活了10多歲。還有什么不滿足呢?地下見到先人，也不怕丟臉了!說完，溘然長逝。

　　每天吃一只“硫磺雞”

　　對于韓愈緣何而死的爭論，持續(xù)了1000多年。

　　據(jù)韓愈的女婿兼門生李漢說：“長慶四年冬，先生歿。”歿于何因?并未言明。可是，白居易在懷念好友元稹的《思舊》詩中卻說：“退之(韓愈的字)服硫磺，一病訖不痊。”五代時期的陶榖(音同“谷”)對韓愈之死的前因后果作了說明，流傳很廣。他說韓愈晚年親近女色，此外每天要吃一只喂了硫磺的雄雞。

　　據(jù)記載，韓愈晚年，曾蓄買姬妾多人，有的善彈琵琶，有的長于調箏，其中還有名字可考的，一個叫絳桃，一個叫柳枝，皆能歌舞。與聲色不離的生活，更需設法使精力旺盛，當時又流行煉丹吃藥，韓愈吃的“硫磺雞”，可能便是某種藥方。當然，服食丹藥及“晚年頗親脂粉”，與吟詩寫作一樣，都是樂享晚年，在當時來看，不致有違情理，更無妨韓愈晚年的聲譽。

　　不過，清代方崧卿、李季可、錢大昕等，都認為陶榖的說法是“誣謗前賢”。方崧卿據(jù)《衛(wèi)府君墓志》說，當時也有一個人，叫衛(wèi)中立，字“退之”，是因服食丹藥而死，白居易說的是這個衛(wèi)中立，不是韓愈。李季可、錢大昕更進一步提出，韓愈曾在去世前一年寫過一篇《李干墓志》，批評了六七個人，都是因為煉丹服藥而死的。韓愈不可能是表面上斥責別人，而暗里卻自己“試禍”的人。

　　對衛(wèi)中立之說，近代國學大師陳寅恪并不認可。他認為白居易和韓愈雖然只是泛泛之交，但是，畢竟還是有過一些交往的。據(jù)他考證，白居易和不是進士出身、到死都是邊陲之地幕僚的衛(wèi)中立根本毫無交往。白居易寫《思舊》詩時，怎么會突然想到一個和自己毫無交往的人呢?說衛(wèi)中立，更不合理。

　　既不是韓愈，又不是衛(wèi)中立，那是誰呢?難道在白居易的“舊友至交”中，還有另外一個人叫“退之”嗎?這實在是一個謎，一個千古之謎!

　　拓展閱讀：韓愈師道思想的內容

　　韓愈認為師與道是統(tǒng)一成一體的,師是道的承擔者,他的職責就是“傳道,授業(yè)、解惑”,而道則是師存在的理由和前提,他認為“道之所存,師之所存”,師道是一體的。這從韓愈的《原道》、《師說》等文章中可以得知,在《原道》中他認為:“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養(yǎng)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他認為古代的君王既是君主,又是百姓的老師,教他們生養(yǎng)之道。他又指出:“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在周公之前,圣君賢者是道的承擔者,他們可以將道通過制度安排在現(xiàn)實生活之中;而周公之后,道就成為一種知識和價值,而儒家就成為一種載體,來傳播這種知識和價值。因此,道需要儒師的傳播,才得以流傳下去,師也就成為道能否延續(xù)的保證。韓愈的這種師道觀和他那個時代的關于師與道的觀點是不同的。他的這種教育思想其目的就是要建立儒家文化,使當時的人成為吸收和傳承儒家思想的人,這是韓愈倡導師道的核心目的,因而對于道的傳播成為師道思想中核心的內容。

　　韓愈認為關于道的傳播是其師道思想的核心,道的主要內容就是要明先王之道,以此來確立儒家仁義道德的權威。他認為為師者,傳道是首位的。在《原道》中,他說:“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于外之謂德。……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韓愈認為道就是仁義道德,為師者就是要將這些仁義道德的思想傳于學生,這才是君子之道,儒家之道。他也極為痛心地指出,由于這種仁義道德思想的失傳,以及受當時佛道的迷惑,許多人棄儒和信奉佛老。他又提出了道統(tǒng)論,是指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一直流傳下來的“先王之道”或“先王之教”。他道統(tǒng)論的目的就是為了要重新樹立儒家先師的權威,以表明儒家的源遠流長。他認為:“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于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nóng)、工、商;其位:君巨、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宮室;其食:栗米、果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韓愈的師道的具體內容包括儒家的經(jīng)典、禮樂刑政、封建倫理秩序和人倫規(guī)范。韓愈認為只有名先王之道,才能做一個對己、對人、對社會都是有用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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