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師說》的評價

韓愈《師說》的評價

　　韓愈的《師說》在寫作上的特點是運用對比的方法，反復論證，并輔之以感嘆句來加強說服力。接下來小編搜集了韓愈《師說》的評價，僅供大家參考，希望幫助到大家。

　　韓愈《師說》的評價一

　　《師說》是唐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韓愈任四門博士時，是說明教師的重要作用，從師學習的必要性以及擇師的原則。抨擊當時士大夫之族恥于從師的錯誤觀念，倡導從師而學的風氣。同時，也是對那些誹謗者的一個公開答復和嚴正的駁斥。作者表明任何人都可以作自己的老師，不應因地位貴賤或年齡差別，就不肯虛心學習。文末并以孔子言行作證，申明求師重道是自古已然的作法，時人實不應背棄古道。

　　這是韓愈散文中一篇重要的論說文。文章論述了從師表學習的必要性和原則，批判了當時社會上“恥學于師”的陋習，表現出非凡的勇氣和斗爭精神。

　　中國古代的學校教育十分發達，從中央到地方都有官學。韓愈寫這篇文章時三十五歲，正在國子監任教。那么，韓愈為什么說“古之學者必有師”，“師道之不傳也久矣”？原來他聽說的`“師”，有其獨特含義。既不是指各級官府的學校老師，也不是指“授之書而習其句讀”的啟蒙教師，而是指社會上學有所成，能夠“傳道受業解惑”的人。韓愈既以這樣的人自我標榜，也以好為人師而著稱。＜新唐書＞本傳說他“成就后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

　　唐代，魏晉以來的門閥制度仍有沿襲。貴族子弟都入弘文館、崇文館和國子學。他們無論學業如何，都有官可做。韓愈寫＜師說＞的社會背景，可以從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的一段話里看出。柳宗元說：“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嘩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群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辭。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由此可見，韓愈作＜師說＞，大張旗鼓地宣揚自己的觀點，是難能可貴的。

　　實際上，可以把＜師說＞看作韓愈提倡“古文”的一個莊嚴宣言。六朝以來，駢文盛行，寫文章不重視思想內容，講求對偶聲韻和詞句華麗，盡管也產生了一些藝術成就很高的作品，卻導致了文學創作中浮靡之風的泛濫。這種風氣，直到中唐仍流行不衰。在唐代，韓愈不是第一個提倡“古文”的人，卻是一個集大成者。他無論在文學理論還是在創作實踐上，都有力地促成了“古文運動”的興起、發展，主張“文以載道”，并身體力行，培養了大批有志于古文創作的年輕人。

　　《師說》的論點鮮明，結構嚴謹，正反對比，事實充分，說理透徹，氣勢磅礴，有極強的說服力和感染力。文章先從歷史事實（“古之學者必有師”）、老師職能（“傳道受業解惑”）、學者定會遇到疑難（“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三個方面證明了從師學習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對于老師的年長年少，作者認為“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明確了擇師的標準。接著就從三個方面進行對比，抨擊“恥學于師”的人，先用古今對比，指出從師與不從師的兩種結果；次用人們對自己與對兒子的要求不同來對比，指出“士大夫之族”行為的自相矛盾；最后用“士大夫之族”與“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對比，揭露士大夫之族的錯誤想法，指出這是“師道不復”的真正原因。從后果、行為、心理等方面逐層深入分析，指出了他們在“從師”問題上的不同態度，點明了從師學習的重要。作者從“道之所存，師之所存”的擇師標準出發，推論出“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的論斷。為了證明這一論斷，作者選擇了孔子的言行來作證。在當時人們的心中，孔子是圣人，圣人尚且如此，那一般人就更不必說了。而且作者雖只用了廖廖數語，而孔子的言行卻寫得具體，因而很有說服力。這樣，文章以其鮮明的中心、清晰的層次，充分的說理體現了邏輯思維的嚴密。

　　韓愈《師說》的評價二

　　韓愈是著名的散文家和詩人。他和柳宗元等是唐代古詩文運動的積極倡導者，反對六朝以來的只重形式的駢文，大力提倡繼承先秦兩漢以“言之有物”的語言表情達意的優良傳統，形成了一種文風和文學語言的革新運動。他和柳宗元等人以自己的寫作實踐推動了這一運動的發展，改變了不良文風，起到了解放文體的作用，對當時和后世，都有重大影響

　　《師說》是韓愈散文中一篇重要的論說文。此文作于唐德宗貞元十八年（802）。文章論述了從師學習的必要性和原則，批判了當時社會上“恥學于師”的陋習，表現出非凡的勇氣和斗爭精神，也表現出作者不顧世俗獨抒己見的精神。并以實際行動鼓勵后進，應當刻苦學習，勇攀高峰。韓愈的這篇力作，歷久彌新，今天我們再讀這篇文章，仍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第一段，提出中心論點：古之學者必有師。從正面論述從師學習的重要性和擇師標準。

　　“古之學者必有師。”提筆點題，單刀直入。“古”字指出從師的歷史傳統，“必有”二字，語氣極為肯定，強調從師的必要。一開頭就揭示出學者和教師的關系，作為全篇綱領，肯定堅決，不容辯駁。“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全面規定了老師的職責范圍，指出老師的作用，說明從師的必要性。“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指出認識事物的一種客觀規律性，連用兩個“惑”字，突出說明不從師的害處。“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后，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列舉兩種情況，旨在說明“聞道”是從師的標準。“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既詮釋前文，又強調從師是為了學道，凡有道者皆可為師。“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進一步論述擇師的原則。這是作者所說師道的基本精神。這種有道為師（包括“能者為師”）的原則，正中當時積弊。

　　第二段，指出今人不從師的惡果、表現和原因，批判不重師道的錯誤態度和恥于從師的不良風氣。從反面論述從師的重要性，突出了文章的中心思想。這一段用對比的方法分三層論述：

　　“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段首以感慨的語句開頭，筆鋒突轉，引起讀者注意。承上文“解惑”，從反面指斥當時不重視從師的不良風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下圣人也亦遠矣，而恥學于師。”以古之圣人與今之眾人相比，旨在說明士大夫的無知。“是故圣益圣，愚益愚。”連用兩個表程度的副詞“益”來說明，從師的態度不同，因而所造成的結果也截然不同。“圣人之所以為圣，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于此乎？”補充上文，進一步點出結果，以反問的口氣啟發讀者深思。以上為分論的第一層。把“古之圣人”“從師而問焉”和“今之眾人”恥學于師相對比，指出是否尊師重道，是圣愚分野的關鍵所在。

　　“愛其子，擇師而教之；于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以對比的方式，指出眾人的糊涂。“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解釋童子之師的作用，既有比較的意思，又為下文的“小學而大遺”做鋪墊。“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比較的結果，落在“小學而大遺”上，足見那些恥師之人是糊涂的。以上為分論的第二層，以為子擇師而自己不從師作對比，指出“小學而大遺”的謬誤。

　　“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對比居于下層的.人與士大夫之族對待從師的態度。“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寫出士大夫極為荒謬的話是為下文的評說感嘆準備條件。“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這幾句是作者的感嘆之詞。點明師道不復的原因，對君子之徒的愚昧表示慨嘆。以上為分論的第三層，以巫醫樂師百工之人與士大夫之族作對比，批判當時社會上輕視師道的風氣。

　　第三段，以孔子對待老師的言行為例，說明從師應有的態度，闡明教和學的關系以及能者為師的道理。照應篇首“傳道授業”。

　　“圣人無常師。”此語見解精辟，與第1段“古之學者必有師”呼應，并且往前推進一步，由“學者”推進到“圣人”，由“必有師”推進到“無常師”，引出擇師的典范。“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從師的行為。“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從師的言論，舉孔子為例加以論述，因為孔子在人們心目中是至圣先師，舉孔子為例就有代表性，能加強說服力。“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這是緊呈上文得出的結論，且與開頭的“聞道”、“師道”相呼應。

　　第四段，交代做本文的原因，從表揚李蟠，再肯定從師。總結全文，點明主題。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于時，學于余。”重視師道。“余嘉其能行古道，”能行師道“作師說以貽之。”結尾點題。

　　本文的主旨是論述老師的作用，兼及從師學習的重要性。在論述過程中，批判了當時士大夫之族在從師學習問題上的愚妄態度，闡明了自己對師生關系的見解。論述時先從正面立論闡述，再從反面提出駁議，駁議時使用了對比手法。然后以孔子為例，得出強有力的結論。除開頭立論部分外，每一部分都擺事實、講道理，很有說服力。起句奇崛，氣勢磅礴。這篇文章不但開篇第一句突兀干脆，而且此后的每一段的起句幾乎都是這樣。韓愈常把自己的結論凝結成精辟的句子突然端出，給人以極為深刻的印象。

　　行文時用了大量排偶句式，大大增強了文章的氣勢。

　　韓愈《師說》的評價三

　　一、抗顏為師，能行古道

　　魏晉以來師道淪喪，士林之中以相師為恥漸成風習。至唐代中葉，此風愈演愈烈，“為人師者皆笑之”，甚至“不聞有師，有輒嘩笑之，以為狂人”。針對士林如此情態，韓愈“奮不顧流俗”，置“群怪聚罵”于度外，做《師說》，“抗顏為師”，以光復西漢“師道”為己任，這種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勇氣，即使在千載以下的今天，也不能不令人欽佩。

　　韓愈“毅然為人師”，炫怪群目，士林嘩然，遂得“狂名”，為人非笑。然有識之士，卻響應不絕。韓愈《答崔立之書》曰：“近有李翱、張籍者，從予學文。”李翱是古文大家，張籍是著名詩人，他們能北面師韓，說明韓愈所倡導的“師道”，如空谷傳音，回響甚大。潭州刺史韋彪之孫韋中立，雖出“高門”，但亦能“不拘于時”，恭行古道，致函柳宗元，提出從師學文的請求，大概也是受韓愈《師說》的影響吧！

　　當時與韓愈齊名的柳宗元，因拒韋中立之請，“不敢為人師”，古代學者多以二人之“道不同”釋之，這實為誤解。柳宗元“不敢為人師”，原因是怕“招鬧取怒”，并非反對韓愈光復“師道”的主張，其《師友箴》及《序》可為佐證。《箴》曰“不師如之何，吾何以成”；《序》曰“舉世不師，故道益離”。顯然，柳氏對“師道”的理解，與韓氏如出一轍。他的《師友箴》和《序》，其實就是對韓氏《師說》的支持，而且較之其他有識之士的支持，顯得更為有力。即使柳氏謝絕韋氏“從師”一事，也只是他不愿“以師云爾”罷了，而對其“誠欲往來見所聞”，還是竭誠歡迎，“愿悉陳中所得者”以示殺之的。這種“取其實而去其名”之論，其實也對韓氏《師說》的一種委婉支持。再看他把士人對韓氏的“群怪聚罵”比成“邑犬群吠，吠所怪也”，亦可知他對“恥學于師”之風氣，是何等深惡痛絕！韓柳二公在“師道”問題上的看法一致，柳宗元亦是韓愈“師論的同調及其抗顏為師的響應者”，勿庸置疑！

　　二、意在傳道，重在解惑

　　《師說》首段即開宗明義，點出“師”的作用以說明其重要，并為下文闡述“師道”之當復張本。這種高處立、闊處行的開局法，就為全文定下了氣勢恢宏的基調。韓愈將“師”的作用概括為“傳道、授業、解惑”六個字，表面看來，這三大作用似乎平列，實則不然。韓愈以光復“儒道”自命，他為“師”所概括的三個作用，自然有其特定內涵。所謂“道”，即修己治人之道；所謂“業”，即古人六藝之業；所謂“惑”，即此二者之惑。三者之中，以“道”貫之，“傳道”為宗旨，“授業”、“解惑”皆為達到此主要目的所采用的手段，即學“文”為明道，習“藝”為致道，釋“惑”為悟道。正因如此，韓愈才在本段之末指出“擇師”原則應是“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前人評《師說》謂通篇只“吾師道也”一句，亦為此意。不過，韓氏論“師”的作用，雖意主“傳道”，但重點卻在于“解惑”。韓氏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孔子等儒家大師的啟發式教學法，他心領神會，而這種教學法的主要手段即“解惑”，這就是他特別重視“解惑”的原因。再加之釋“惑”確實是學“業”致道的必由之門，欲使弟子有“大成”，就必須充分利用這一手段，使之通過此門徑，達到“悟道”的最終目的，即使之登上“業”之大堂，進而步入“道”之內室，以完成“師”的使命。有鑒于此，韓愈才在闡明“師”的三大作用之后，又專門拈出“解惑”一端加以申述。

　　此外，韓愈專就“解惑”一端加以申述，還可達到針砭時弊、生發下文的作用。“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一句，就有如此妙用。既然人人有惑，當然“師道”可興不可廢。然而時人卻或“挾賢”（以己為士人），或“挾長”（以己為長輩），或“挾貴”（以己為士大夫）而恥學于師、“惑而不從師”，結果是“其為惑也，終不解矣”。正因時風如許，平時以道自任、以師自處的韓愈，才不得不發出“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的感嘆。這樣，文章就極其自然地過渡到下段。然后，他再從圣人尚從師，可見“賢”不可恃；童子尚從師，可見“長”不可恃；巫醫樂師百工尚從師，可見“貴”不可恃三個方面，諷諭時宜從師解惑。由此觀之，韓氏專拈“解惑”一端加以申述，就行文來說，亦有深意，決非信筆所至。

　　三、三峰插天，輕重相形本文來自

　　《師說》首段之末，韓愈論“擇師”原則是“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其中“四無”實為第二段之“伏”。第二段即緊承此“四無”加以申發，除批評了當時不良學風外，還闡述了人人宜從師的道理。類此“伏筆”第二段也有，其所言圣人“且從師而問”，即為下段所言孔子師郯子等一事伏筆。第三段文字即承此而發。本文第二段得最為精彩。前人對此段寫法的評述，可用“三峰插天，輕重相形”概括之。這八字，確實道出了此段寫得極其精妙的原因。

　　“輕重相形”法即“對比襯托”法。作者為闡明人人宜師的道理，敢于直面現實，以“古之圣人”“出人也遠矣”尚重視“從師而問”，與“今之眾人”下圣人也亦遠矣“卻輕視”從師“相形”；以“其子”尚重視“擇師而教”，與對“其身”卻輕視“從師”相形；以“巫醫樂師百工”尚重視“相師”，與“士大夫之族”卻輕視“從師”相形。此外，作者還以“句讀之不知”的小事尚重視“從師而問”，與“惑之不解”的大事卻輕視“從師”相形。經此一比，“眾人”、“其身”、“士大夫”之愚，都被襯托得躍然紙上，而其“惑之不解”宜師而問之理，都已不言而喻。由此可知，以“輕重相形”法說明事理，確能收到反差強烈、其理自明、含不盡之意于言外的效果。

　　“三峰插天”法即“三片并列”法。此段中“相形”之三小段，在其承接處，作者未以過度句或連接詞相銜，形成三個并列的獨立片，猶如三座獨秀峰橫插天間，屹然相向，互不統屬。然而，如作仔細考察，則可知它們的地脈相通，實為同一山系，并展現相同地貌。換言之即是，這三小段文字，形如自立，實則義脈貫通，所言之理一樣。這種獨立成片，各片之間“硬語逆轉”的“直接”法，確能給人以奇特兀立，挺拔醒目、功力深邃的感覺。

　　四、沖飚激浪，氣勢雄壯

　　韓愈，素以“猖狂恣睢”、“雄奇萬變”、“奇偶交錯”、“氣勢騰躍”著稱。這種風貌的產生，當然有多種因素，但其中應以他“善用古”最為重要。正因他“善用古”才能做到既“復古”，又“變古”；既使其文“無所不包”，又使其文“無所不歸”，達到一種“前無古人”的境界，養成了自己的'獨特風格。故前人稱韓愈是“文起八代之衰，實集八代之成”。《師說》的語言，就具有如此風采，這與作者運用大量排偶句、感嘆句、對比句、反問句等修辭手法有關。這些修辭法的運用，進一步增強了《師說》的雄壯氣勢，使它產生了更大的雄辯力！

　　《師說》為感時而作。當時學風不正，師道不存，作者感慨萬千，故其文多用感嘆句。特別是“輕重相形”的地方，作者每次“相形”之余，都要感嘆時人之愚。這些感嘆色彩頗濃的句子，亦錯綜變化，毫不凝滯。“圣之所以為圣，愚人之所以為愚，皆出于此乎！”這是疑問語氣。“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這是判斷語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與！”這純是感嘆語氣。作者在《師說》之中，為了增強肯定的語氣，表達強烈的感情，還用了反問句。這類句式，以“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一句，為最有代表性。

　　韓愈的《師說》雖有其特定內涵，但如抽去它的具體內容，根據時代的需要，不斷地注入新的血液，那么，它對人們的啟迪價值將是永恒的。它不愧是一篇古代重要的教育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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