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長卿創作的詩歌用色分析

時間：2020-08-28 10:22:00 劉長卿我要投稿

劉長卿創作的詩歌用色分析

　　劉長卿的詩多寫貶謫飄流的感慨和山水隱逸的閑情。擅長近體，尤工五律，曾自稱為“五言長城”。風格含蓄溫和，清雅洗煉，接近王孟一派。他的詩歌風格是如何的?

劉長卿創作的詩歌用色分析

　　一、劉長卿詩歌用色特點

　　在劉長卿的詩中，多次寫到他追求的是“清”“靜”“冷”的意境，這種心態反映在詩歌的語言色彩上，就是他習慣以清疏平淡之色去描繪景物。筆下之色取決于眼中之色，而眼中之色是由心中之色決定。內心情感的變化導致劉長卿視角的變化，這種變化又通過詩作中使用的色彩展現出來。劉長卿詩歌中的色彩極為簡潔，尤其喜用冷色調，艷麗的色彩較少，對青、白等清冷色調運用自如，隨意點染。青、白二色在詩歌中的大量運用，讓人感覺分外清凈，給人一種莊嚴肅穆，悠遠寧靜，蒼蒼茫茫的意境，使人的心境趨于淡泊平和。據筆者初步統計，劉長卿詩中出現最多的幾種色彩依次是：白(161首)，青(111首)，黃(39首)，綠(36首)，碧(15首)。其中青和白還經常組合出現，營造出悠遠蒼茫的意境：

　　1.白色。在劉長卿的詩歌中，白色是出現頻率最高的顏色，其中又以“白云”為最常見意象，頻頻出現，數量非常之多。白色一般給人一種純凈之感，白云也是，而且它又那么悠然自得、無拘無束，身處俗世的人又怎能不羨慕呢?就像隱士總是喜歡隱于青山，而仙人則總是伴著白云。如“世交黃葉散，鄉路白云重”(《和州留別穆郎中》)、“遠客回飛錫，空山臥白云”(《送方外上人之常州依蕭使君》)、“日暮蒼山遠，天寒白屋貧”(《逢雪宿芙蓉山主人》)、“拜手卷黃紙，回身謝白云”(《淮上送梁二，恩命追赴上都》)、“白云留永日，黃葉減馀年”(《初到碧澗招明契上人》)、“白云留不住，淥水去無心”(《送道標上人歸南岳》)。

　　2.青色。青色是劉長卿詩中出現頻率僅次于白的顏色，“青山”“青松”“青溪”“青苔”“青楓”“青襟”等等一系列詞語因為“青”的修飾營造出一種淡雅寧謐的意境。“青山”是最常見的意象，劉詩中的“青山”還經常帶著些許“惆悵”。或許詩人心里眼里的青山并不只是寧靜秀美的，更是蒼茫深沉的。如“青松臨古路，白月滿寒山”(《宿北山禪寺蘭若》)、“惆悵青山路，煙霞老此人”(《贈秦系征君》)、“惆悵江南北，青山欲暮時”(《瓜洲道中送李端公南渡后，歸揚州道中寄》)、“荷笠帶夕陽，青山獨歸遠”(《送靈澈上人》)、“寒潭映白月，秋雨上青苔”(《游休禪師雙峰寺》)。

　　3.青加白。青和白的搭配在劉詩中比比皆是，幾乎可以看作是其背景色，也可以認為是其主色調。青和白出現頻率如此之高，一方面是由于青、綠、白本來就是自然山水的基本色，用來描繪景物自然清靈，另一方面則是因為這三種顏色都屬于冷色調，在視覺上沒有那些艷麗色彩所帶來的喧囂感，而是給人一種清幽悠遠的感受。青白組合形成單純寧靜的對比，醒目又不張揚，宜于表現富有詩意的情景。如“白首此為漁，青山對結廬”(《過鸚鵡洲王處士別業》)、“舊路青山在，馀生白首歸”(《北歸次秋浦界清溪館》)、“悠悠白云里，獨住青山客”(《寄龍山道士許法棱》)、“向郭青山送，臨池白鳥看”(《過鄔三湖上書齋》)、“滄海天連水，青山暮與朝”(《送齊郎中赴海州》)、“青山春滿目，白日夜隨舟”(《送勤照和尚往睢陽赴太守請》)。

　　二、劉長卿偏愛清冷色調的原因

　　縱觀劉長卿的作品，我們可以發現他偏愛冷色調，尤其喜愛青和白，在詩歌中總是營造出一種清冷的氛圍，這與劉長卿的性格、經歷和交友有著直接關系，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1、坎坷的仕途生涯

　　高仲武的《中興間氣集》說劉長卿“有吏干”，但是“剛而犯上”，因此“兩遭貶謫”，由于劉長卿這樣的性格，他一直不得重用，沉淪下僚，郁郁不得志。劉長卿的仕宦生涯非常坎坷，他在壯年時因為被誣陷曾經兩次被貶，甚至還有過牢獄之災。兩次貶謫時間加以來約有17年，這對于一個擁有雄心壯志的青年來說是致命的，他把自己對奸吏的怨恨、蒙受冤屈的憤怒、對君主的失望等等都寫進了他的詩里，如“地遠明君棄，天高酷吏欺”“斗間誰與看冤氣，盆下無由見太陽”，但是漸漸地他反而看開了，一種想要擺脫世俗紛爭、尋求徹底解脫的心情出現在他的詩里，如“南歸猶謫宦，獨上子陵灘”“地遠心難達，天高謗易成。羊腸留覆轍，虎口脫余生。”

　　此外，劉長卿所處的時代是盛唐向中唐轉變的時期，安史之亂大背景下，詩人也很難再有盛唐詩人那種昂揚向上的精神，劉長卿經歷過開元、天寶的盛世，也經歷了安史之亂所帶來的傷害和疲憊，國家和自身的不幸遭遇讓他的心靈因此變得黯淡。所有這些因素都是造成劉長卿心緒黯淡的一個重要方面。

　　2、與僧人交往密切

　　佛教在東漢時傳入中國，經過數百年的傳播與融合，慢慢地進入中國本土環境，形成儒釋道三者融合的共同體。而中國文人自古就對儒釋道思想采取兼容并蓄的態度，他們容易在佛教思想中找到與自己思想的契合點，對佛教有著天然的親近感。劉長卿也是其中一個，他有很多佛門的朋友，在與他們的交往過程中他意識到自己對于遠離世俗生活的渴望，這從他的詩歌創作中可以看出來。前人對他詩中涉佛的篇目和情況，已經有過細致統計。在他現存的510首詩中，與僧人交往的詩有60首左右。佛教思想對劉長卿詩歌創作的影響可以說是一個潛移默化的過程，在他早年的詩作中體現佛教內容的并不多。較早體現劉長卿對佛教認識的詩作是《惠福寺與陳留諸官茶會》，其中提到一些佛家常用語，如“萬法”出自《五燈會元》“一心不生，萬法無咎”。詩中強調“空”的思想，突出佛教觀念對官宦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同時也表達他在美妙的佛境中流連忘返之意。可是，劉長卿在這里傳達出的信息更多的是士大夫生活情趣的一種補充，表明他對佛教的認識尚處于比較粗淺的狀態。兩遭貶謫，詩人的心理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詩作中除了表達自己極度的憤恨以外，還記錄了佛教帶給他的心理慰藉。

　　如《獄中見壁畫佛》，詩中“不謂銜冤處，而能窺大悲”，是說雖然自己被誣陷入獄，但是卻也因此得以窺見佛理的感召力量。詩人還說“幸親方便力，猶畏毒龍欺”分別化用“方便力”和“毒龍”的佛家語匯，把人生遭逢的不幸比作佛教里的毒龍，佛教更成為幫助化解苦難的救命稻草。劉長卿的詩中還有很多記錄他受佛理影響的感悟，如“一路經行處，莓苔見履痕。白云依靜渚，春草閉閑門。過雨看松色，隨山到水源。溪花與禪意，相對亦忘言”(《尋南溪常山道人隱居》)，由景入情，到由情入禪，再到最終的相對無言，劉長卿從一路延伸的景物里悟到了佛理萬物為“空”的真諦，這種感悟與詩僧的體悟相比，恐怕是毫不遜色的。此外，由于佛教超凡脫俗的境界對處在塵世困境、難施抱負的劉長卿來說具有相當大的吸引力，尤其在他的貶謫生活里，擺脫俗務、委身山林的念頭時有浮動，因此他的詩中還有不少表現佛家隱逸思想的，如“久被浮名系，能無愧海鷗。”(《松江獨宿》)慨嘆自己常年受到世俗功名的牽絆，沒能保持平靜心態，又如“世事終成夢，生涯欲半過。白云心已矣，滄海意如何。”(《同美睿題式微余干東齋》)世事不過是夢幻，自己心已死，面對無奈的現實又能如何?流露佛家的消極隱逸思想。

　　生活的磨礪不僅使劉長卿心境上更趨于平穩，也使他對佛教的認識更進一步，積極吸收超脫心物的觀念，而詩歌在意境上也更明顯地走向幽寒孤寂。佛教間接地成為劉長卿思想上的止痛劑，在他一波三折的人生經歷中，佛教對他思想上的影響是細水長流、不斷加深的，并對他空靈清幽的詩歌風格進一步滲透。佛教思想中的空靜觀已經慢慢滲透到劉長卿詩歌的思維模式中，情景交融、物我兩忘的境界，是詩人晚年平靜內斂心境的折射，同時也是佛教思想間接滲透的結果，提升了詩歌的價值。

　　方回謂劉詩曰：“長卿詩細淡而不顯煥，觀者當緩緩味之。”這種細淡與劉長卿詩喜用清冷色調有直接關系，淡遠的意境和心情使其詩歌中的色彩以冷色調為主，而深深的惆悵則使詩歌中的色彩時常帶有蒼涼、傷感的氣息。究其原因，正是坎坷的人生經歷把劉長卿推向佛教，也正是佛教思想逐漸的滲透，使劉長卿的詩歌呈現出清冷淡泊的特點，而為了表達心中那份淡泊寧靜的心志，劉長卿在詩歌中便經常使用清冷的顏色。

　　劉長卿詩歌中的悲劇意識

　　歷數中國古代文人我們就會發現，很多赫赫有名的大詩人之所以能做出流傳千古的好詩都與其所處時代的背景和人生閱歷有很大關系，不同時代、不同際遇所造就的詩人以及其詩歌創作的風格都不一樣。那么在盛產詩人的唐朝，除了盛唐氣象和晚唐之悲，處在唐朝由盛轉衰轉折點上還有一位詩人，在歷盡了繁榮強盛之后，用自己獨特的風格和經歷在詩歌史中詩歌唱出了自己的聲音。這個人就是劉長卿。

　　縱觀劉長卿的詩歌創作，我們多能感受到其詩風的寂寞感與深深地悲劇意識。悲劇意識在唐代詩歌創作發展中有不同的表現形式：有對自然天道無常的懷疑，上下求索而不得所形成的自然悲劇意識;對時光易逝、歲月無情所形成的生命悲劇意識;對追逐功名、懷才不遇、官場失意所產生的政治悲劇意識;對遠離故土、漂泊無依而沒有歸屬感所形成的人生空漠之悲······而關于悲劇意識，不論東西方都認為其核心在于對不可抗因素或者命運所表現出來的不滿而進行的抗爭與追求。在唐代詩人中，劉長卿就是悲劇意識的典型代表之一。

　　詩如其人，這與劉長卿的悲觀的性格有很大關系，劉勰在《文心雕龍·體性》篇曾說過：“才性異區，文辭繁詭”[1]，這說明作家個性之不同將形成作品風格的差異。正是由于其個性的悲劇感影響了他的詩歌創作的風格，使他的詩歌從整體上看傾向于一種悲劇之美。那么是什么原因導致了這種性格上的悲觀呢?這與其所處的時代環境、人生經歷有很大的關系：

　　(一)、家境清貧之苦：

　　劉長卿對家庭生活的描寫常見于創作的詩歌當中，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家境的貧寒與清苦：其詩《酬包諫議見寄之作》：佐郡愧頑流，殊方親里閭。家貧寒未度，身老歲將除。過雪山僧至，依陽野客舒。藥陳隨遠宦，梅發對幽居。落日棲鶚鳥，行人遺鯉魚。高文不可知，空愧學相如[2]。就透露劉氏晚年生活的情景與心境，詩人不僅晚年過著清貧的生活，其早年的生活也未見得豐裕。初年的家寒凝煉了詩人剛愎自用與沉郁的性格，清寒生活培養了詩人刻苦耐勞、自命清高與堅韌剛強的性格。

　　其《睢陽贈李司倉》：云白露變時候，螢聲暮啾啾。飄飄洛陽客，惆悵梁園秋。只為乏生計，爾來成遠游。一身不家食，萬事從人求。且喜接余論，足堪資小留。寒城落日后，砧杵令人愁。歸路歲時盡，長河朝夕流。非君深意愿，誰復能相憂?[1]我們可以看出詩中表達了他流離浪跡陌生之地的心情。生活的痛苦加深他生存的悲劇感，而他的欲求導致他困在曲折的命運里。“而我倦棲屑”，是指他為了生活困苦而奔波勞碌，同時為了科舉的事，一年復一年來回奔走應考。

　　至于，生計住宿皆需要費用。“ 窮居長蓬蒿

　　”自居的處所長滿蓬草，是簡陋生活的.寫照。顯然，詩人未及第，必須面對生活的貧苦,為了謀生之計遠游異地，乞求親友的資助，所以家境的貧窮也是促使他早年矢志苦讀、爭取功名的原因之一。因此可說這種人生經歷所帶給他的某種程度上的早熟使他更能體會人生中別人所不易察覺的東西，對于人情冷暖體會的更加深刻，這種早熟與敏感體現在詩歌當中就是一種頗為悲劇性的感傷。

　　(二)、科舉不第之怨 “學而優則仕”，這是傳統文人植入骨髓的觀念。

　　劉長卿有著遠大的政治理想和抱負，希望能通過科舉之路一展宏圖，從十八歲到三十多歲，他一直為科舉奔忙，但卻屢試不第。其間，屢經科場失敗之折磨的他曾在《落第贈楊侍御》詩中云：“念舊追連茹，謀生任轉蓬。泣連三獻玉，瘡懼再傷弓。[4]”全詩刻畫出了一個屢困屋場的寒門書生如驚弓之鳥般無枝可棲、報國無門的尷尬。詠物詩《雜詠八首》，更是明確表明了自己懷才不遇，渴望被人引薦的強烈愿望，是典型的投卷之作。以下兩首則更加強烈地表達了這類感情：“此地常無日，青青獨在陰。太陽偏不及，非是未傾心。”《游南園偶見在陰墻下葵因以成詠》“百丈深澗里，過時花欲妍。應緣地勢下，遂使春風偏。”《入百丈澗見桃花晚開》作者自比為陰墻下葵花和澗底之桃花，因地勢原因，得不到陽光和春風的眷顧，無論怎樣努力，都無法與眾花爭妍，此時詩人的感情亦不僅僅是渴望，更多的是憤懣，對現實有了更加清晰的認識此外。劉長卿作有代言體宮怨詩，借不幸失寵妃子和宮女之口來表達自己不遇的感受，如《王昭君歌》《昭陽曲》《長門怨》《上陽宮望幸》，詩風凄清，可見作者對君王社稷的一片“癡心”，同時也反映出封建社會文人的凄慘處境，一直追求而不得的悲憤。

　　(三)、亂世流離之悲

　　經歷了多次科舉不第的劉長卿終于在他32歲時中進士第，但是還沒有得到官做，安史之亂便爆發了，玄宗帶領一幫大臣倉皇出逃，劉長卿不得已，只有南奔，后流落蘇州、揚州一帶。至德元載，肅宗即位。第二年，宰相崔渙宣慰問江南，兼知選賢舉能并補授官吏。劉長卿才終于獲得蘇州屬縣之長洲縣尉之職，第三年曾攝海鹽令。但因為他為官剛正不阿，被貪官污吏誣陷而被捕入獄。后來，適逢大赦才得以重見天日。上元元年被貶到潘州做南巴縣尉，但沒有到任，得以漫游江南，約于廣德元年至大歷初年，方入朝為殿中侍御史。大歷四年，以檢校祠部員外郎出任轉運使判官，知淮西鄂岳轉運留后，為觀察使吳仲孺誣奏犯贓，被貶為睦州司馬。后來遷為隋州刺史。建中三年因淮西節度使李希烈作亂遂辭去官職，客居揚州鄉村。他大約卒于貞元六年。綜觀劉長卿的一生，在詩人約65年的生命歷程中，貶謫事件占去了約16年的時間，影響了他的一生。

　　多次應舉不第，及第后又恰逢安史之亂，在亂離中奔命。安史之亂后，方得做官，但又命運多舛，兩遭貶謫，雖最終官至刺史，卻又因為身處亂世，疲于兵災而無所建樹，最終終老江湖。可為不幸之甚矣。嚴酷的現實投射在詩人心中身上，使詩人密切地關注自己身邊的瑣事和分合聚散，而對于年輕時期保家衛國，造福黎民的志向逐漸淡化而至于無。這種變化反映在是做上就是詩歌在是做上就是個體生命意識的回歸和悲劇意識，從他的詩歌中我們能看到他被貶謫漂流的感慨和退居山林的山水隱逸的閑情，以及大量的贈送之作。如《別嚴士元》、《送靈澈上人》、《寄萬州崔使君》等，多寫離別之情，關懷之意，以及朋友間的深厚友誼，還有懷念已故朋友之詩而與社會現實無關。

　　正是以上原因導致了他悲劇性的人生和具有悲劇意識的創作風格，這種“悲”體現在詩歌中也有不同的特點：

　　(一)、離別之悲：劉長卿交友廣泛，友人中有晚輩，亦有官場上患難之交，也有方外之士⋯⋯他生性厚道，無論貧賤他都真誠待之，尤其是曾有恩于自己的故人。其詩集中僅表達與親朋之間離情別緒的就有250首之多，約占其全部詩歌的一半。這源于其忠厚的品行，但跟作者人生坎坷、長期過著不如意的日子也有關。如《送裴郎中貶吉州》《重送裴郎中貶吉州》兩首詩中的裴郎中被遠貶他鄉、身處逆境，人情冷漠的世人唯恐避之不及，同在貶途、自身難保的劉長卿卻用一顆真心去撫慰對方，熱情地一送再送，全然不顧自身安危。患難之交見真情，真摯的友情成了他生活的支撐點之一，一旦離別來臨，作者的心情就異常憂傷，充滿想留卻留不住的無奈。

　　(二)、漂泊之悲：安史之亂起，詩人南奔，開始了顛沛流離的生活，除安史之亂結束后曾回過一次京城長安外，其余的時間都在南方度過，直至老死。一生漂泊，孤苦無依，多感的詩人無時無刻不在思念著自己的家鄉。鄉愁伴其度過了一生的大半歲月，尤其是到了晚年，這種感情更是熾烈。他的《新年作》形象地表明了這一點：“鄉心新歲切，天畔獨潸然。老至居人下，春歸在客先。嶺猿同旦暮，江柳共風煙。已似長沙傅，從今又幾年。[1]”每逢佳節倍思親，新年來臨，作者的這種感覺更加強烈，思念家鄉的心情更為迫切。頭發花白依然寄人籬下，獨在天涯與嶺猿為伴、與江柳共風煙的詩人禁不住潸然落淚。赴南巴途中所作《夕次檐石湖夢洛陽親故》更寫出他對故土親人的魂牽夢縈。因此懷鄉詩也占了相當大的比重。悲涼的環境感染著詩人的情緒，而他又以同樣的心情去體會萬物，于是，萬物皆被淡淡的哀愁所籠罩。春夏秋冬，作者對故鄉的思戀從未停止過，他的詩常用“夕陽”、“落葉”、“水”、“白發”、“猿”等意象構成凄涼之意境，也跟他的游子身份有關。

　　(三)、仕途之悲：仕途上的坎坷表現在劉長卿的身上就是前人盛唐時慷慨激昂的進取精神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對現實的失望、無奈的嘆息與詠唱，流露出一種惆悵衰颯的心緒和冷落寂寞的詩歌情感基調。而這在其邊塞詩方面表現得尤其明顯。如盛唐時高適的《燕歌行》：“相看白刃血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勛。” 王翰的《涼州詞》：“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既慷慨激昂又情懷壯烈，充滿著立功疆場，獻身報國的精神。而到了中唐，到了劉長卿筆下，卻只有 “黃沙一萬里，白首無人憐。報國劍已折，歸鄉身幸全。„„草枯秋塞上，望見漁陽郭。胡馬嘶一聲，漢兵淚雙落。誰為吮瘡者，此事今人薄”(《從軍六首》)了。詩人的眼里只剩下 “白首無人憐”，暗處慶幸 “歸鄉身幸全”，至于國家苦難，誰人承擔，則只有 “今人薄” 了。很顯然，這與盛唐時人那種慷慨激昂，情懷壯烈 “死節從來豈顧勛” 的風格與思想感情已是大相徑庭。

　　貶謫的經歷給詩人的心靈造成了嚴重的創傷，對身世的幽憤不平的情感反復出現在詩人的詩作中。在他的作品中經常出現屈原賈誼的形象就是一個證明，以此表現自己的幽憤，如“絳老更能經幾歲，賈生何事又三年”(《歲日見新歷因寄都官裴郎中》)：又如名篇《長沙過賈誼宅》：“三年謫宦此棲遲，萬古惟留楚客悲。秋草獨尋人去后，寒林空見日斜時等等。

　　時代變亂的痛苦及個人坎坷的生活遭遇，使詩人常有不勝滄海桑田、世事變幻無常之感。他的一生是悲劇的一生，他的詩歌總是飽蘸著多難的人生經歷，滿腹的悲傷、掙扎的苦痛而醞釀的悲劇之歌。他的悲劇不僅是一己之悲，更是所處社會和時代的悲劇。他的生存狀態反映了那個時代文人的生存狀態。中國文人往往就是在吟唱悲劇的過程中，在對痛苦的體會、掙扎和抗爭中來完成自己的人生答卷的，劉長卿更是如此。通過解讀劉長卿的詩歌，可以體會到中國古代文人在坎坷人生中的無奈與抗爭，以及渴望改變現實而不得的心靈狀態。最終，蚌病成珠，濃郁的悲劇意識無法消解，詩人把它傾注到詩歌中，情郁于中而泄于外。通過對山水的描繪，與佛老禪宗的交心，與酒神的交流，通過夢境中的暢游和放松來排解心中的憂憤，也從而成就了他的獨特風格，成為了詩歌史上璀璨的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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