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散文化意象特征

時間：2020-08-29 17:52:54 汪曾祺我要投稿

汪曾祺散文化意象特征

　　當代短篇小說的結構形態，由于時代的、文學的等諸多原因，到20世紀60、70年代，變得越來越簡陋、僵硬。那么梁實秋的小說散文化意象特征，大家是否了解?

汪曾祺散文化意象特征

　　汪曾祺的鄉土抒情小說，有著豐富的內涵和深厚的文化底蘊。這位來自江蘇高郵的作家，以其對故鄉的摯愛，敘寫故鄉人生的平凡瑣事，謳歌美的人情和人性。在對故鄉的山光水色、民情風俗的細膩描繪中，洋溢著濃郁的鄉土氣息和牧歌情調，成為中國當代寫意抒情小說的代表人物，重新弘揚了鄉土寫意抒情的藝術傳統和審美精神。本文試從以下幾個方面談談他小說的美學特征。

　　一、散文化的小說結構

　　汪曾祺是一位浸透著我們民族藝術精神的作家，他的作品將我國古典詩歌的意境、韻味和古典散文的章法形式及小說的諸多因素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形成自己獨具風格的散文化小說，讀他的作品總給人一種恬靜、閑適、淡遠的味道，很有散文的詩意美。

　　汪曾祺小說散文化主要體現在小說結構上。他的大多數小說結構松散、舒放自由，摒棄了傳統小說的情節結構形態，不再講究故事的有頭有尾起承轉合，不再追求情節的連續性、完整性。在他看來，故事性太強的小說很不真實，他在小說序言里聲稱：“我的小說的另一個特點是：散，這倒是有意為之的。我不喜歡布局嚴謹的小說，主張信馬由韁，為文無法。”讀他的許多小說，經常能看到，天文地理、風俗人情、掌故傳說隨意引用穿插，給人一種很隨便的感覺。但是經過作家藝術化的處理后，這些隨意插入的成分都成了敘事的有機成分。他的小說結構表面看起來雜亂無章，讀來卻有一種行云流水般的感覺，猶如隨筆一般的自由和親切。

　　汪曾祺在其作品的具體內容構制上，提出“氣氛即人物”的論斷，主張突出故事情節以外的“情調”、“風韻”、“意境”，把氛圍的渲染作為整篇小說的結構中心，強調主觀的抒情成分，他認為小說只要寫出了氣氛，可以不講故事，沒有情節，甚至不必寫人物的性格、心理活動，也可以在字里行間刻畫人物。汪曾祺稱其為“苦心經營的隨便”，因此，他的小說努力將激烈的矛盾沖突淡化，追求和諧的審美氛圍，使作品具有濃郁的牧歌趣味，“近似隨筆”的小說文體，為讀者帶來了別具一格的閱讀興趣。如短篇小說《大淖記事》，講述的是巧云與錫匠之間具有悲劇色彩的愛情故事。小說中巧云被保安隊長性侵犯后，“她沒有淌眼淚，更沒有想跳到淖里淹死”，當她愛戀的錫匠被號長打傷后，她毅然將其接到家里，獨自挑起了撫養病癱父親和重傷戀人的重擔。一幕悲劇經過散文化處理，將矛盾淡化，從而籠上了一種牧歌的平和恬淡意味。同樣，《晚飯花》中的王玉英嫁給不務正業的'錢老五的悲哀人生故事，在作家娓娓而敘的散文筆調中，拂去了悲哀的色彩，突出了主人公對未來生活的執著希望。《陳小手》中的陳小手被軍閥團長請去為難產的太太接生后卻被打死的悲劇故事，在作家舒緩的散文筆調的敘寫中，同樣淡化了悲劇色彩。

　　二、回憶性的小說敘事

　　“小說是回憶”對汪曾祺來說是一個很有意味的文學觀，距離的拉遠把各種急功近利的感情緩和下來，悲傷、浮躁、大喜大悲、死去活來等等都被時光之水過濾得淡而又淡，心態上呈現出沒有功利的平和散淡，相應地，敘述話語也是一樣的舒淡平和。

　　汪曾祺對“小說是回憶”有獨到的詮釋：

　　我認為小說是回憶。必須把熱騰騰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樣，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經過反復沉淀，除凈火氣，特別是除凈感傷主義，這樣才能形成小說。

　　“小說是回憶”意味著汪曾祺可以按照自己的主觀審美理想，對回憶中的人物原型進行藝術加工，自然而然地打通各種藝術形式，進行詩意化的文體建構，以滿足自己的美學追求。因此，汪曾祺的回憶里最多的還是他的故鄉江蘇高郵的人與事，那是他的小說的中心;其次是昆明的生活，那里有他的青春年華;再次便是北京的市井生活。如同一個慈祥的老人，回眸人生時，總是以一種和善的目光，選擇出那些美好的片段，娓娓地說與后人，使其文本呈現出濃濃的詩意。

　　汪曾祺小說“回憶性特點”既是作家生活經歷、創作經歷使然，又是他對小說創作觀念使然，選擇表現舊生活，并不是對現實生活的逃避，而是“美學情感的需要”。他在《美學感情的需要和社會效果》一文中說：“經長久的學習和磨練，我的人生觀比較穩定、比較清楚了，因為對過去的生活看得比較真切了。人到晚年，往往喜歡回憶童年和青年時期的生活。但是用什么觀點去觀察和表現生活呢?用比較明凈的世界觀，才能看出過去生活中的美和詩意。”

　　考察汪曾祺小說文本敘事時間和文本故事時間的時間差，發現大部分小說敘事時間和文本故事時間跨度都很長。以《受戒》為例，這篇小說成文于1980年，而文本內容呈現的是四十三年前的一個夢。正是文本敘事時間和文本故事的時間差，神秘地使回憶文本具有了某種美學效果。43年的時間差一方面模糊了往事的輪廓，只剩下支離破碎的記憶片段，對這些片斷的審視，由于遠距離的關照，使得作家能夠心平氣和地面對著既往的人和事，清醒而冷靜地審視著一些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做出超然而淡薄的評判，略去應有的功利主義，從而使文本獲得了平淡和諧的詩意境界，讀者也會從中獲得審美體驗。

　　對于創作主體來說，回憶就是把自己所體驗過的東西呈現在作品中，使它在審美的意義之上進入讀者的閱讀視閾中，因此，當汪曾祺走入對往事的回憶的時候，他也就是在審美意義上呈現了自己所體驗的生活。他追溯往事，以呢喃的訴說傳達著他對現實世界和記憶世界的感知，也正是在這樣的追溯中，原來幽閉于作家內心世界的回憶得以敞亮于讀者的審美視閾之中，成為永恒的美。

　　三、獨特的風俗畫氛圍營造

　　汪曾祺的鄉土小說之所以獲得殊榮，這不僅僅是小說本身的可讀性而致，更重要的是它標志著一種美學風范的回歸，也就是從廢名和沈從文開始的“田園詩風”鄉土情結的“還魂”。

　　風俗畫藝術是汪曾祺小說獨特風格的重要因素之一。他認為：風俗是一個民族集體創作的生活的抒情詩，風俗中保留著一個民族常綠的童心，風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組成部分。“風俗畫”是文學百花園中不可少的一只奇葩，風俗畫小說不僅有審美價值，也有認識價值，對于研究民風和國情有重要幫助。汪曾祺在他的作品中著眼于民俗民情的細節描寫，很精當地造成了一種具有濃郁地方色彩的生活氛圍。

　　汪曾祺是以自己的故鄉蘇北高郵為背景，在對風土人情的描寫中去構筑一個美的世界。在《大淖記事》中，風物描繪占全作的二分之一。作品向讀者展示了一組高郵水鄉大淖的風光景致，這組貌似平淡的水墨畫把人們引進了優美的世界。大淖中央的沙洲上雖然“長滿了茅草和蘆荻”，但春夏秋冬碧綠、雪白、枯黃、各呈異彩。做小生意的，以和為貴，凡事忍讓，相安無事。興化幫的錫匠們很講義氣，又極正派。世代居住在“輪船公司東頭”草房里的挑夫們更是安貧樂道，他們勤勞，善良，對生活沒有過高要求，他們日常的勞動也給人美感：“挑夫一二十人走成一串，步子走得很勻，很快，一路不停地打著號子……;女挑夫們像男人一樣赤腳穿草鞋，腳趾甲卻用鳳仙花染紅……”《受戒》也是一幅清麗的風俗畫，在《受戒》中，風俗與人物渾然一體，自然天成，交相輝映地體現出民間生活的本真生命形象和人格取向，蘇北的民風民俗放焰口、歪荸薺、唱薅草歌、挑擔藕等等在小說中隨處可見、比比皆是，構成一個充滿詩情畫意的環境，成為故鄉民間世界人情美、人性美的載體。事實上風俗體現了一個民族豐富多彩的生活方式和樂觀向上的精神狀態，其核心便是人生的藝術性。汪曾祺優秀的小說幾乎都與民俗有關，比如，《茶干》寫醬園，《八千歲》寫米店，《異秉》中有藥店、紙煙店、熟食店，寫了各種熏燒炒貨和刨煙、碾藥的方法，以及有關煙茶的知識等。究其主觀原因，在于他自幼年時心靈上就已深深地打下了民俗的印記，他把一切美好的記憶都與民俗聯系在一起，尤其是把自己的歡樂與民俗聯系在一起。于是，“美好等于童年等于民俗”，就成了汪曾祺的一個擺不脫的情感情結。因此汪曾祺的小說強烈地傳達出了一種清新雋永、淡泊高雅的風俗畫效果。

　　四、閑淡典雅的語言風格

　　汪曾祺的語言有中國傳統文學的韻味，淡泊悠閑，敘若家常，卻功力深厚，體現出潔凈、質樸、精煉、典雅的特點。他很少使用華麗的辭藻，多采用白描和短句，以看似平常的語言，組合起美的意象，顯示清逸沖淡的情致。作者還汲取文言和方言口語的長處，形成自成一體的語言特色，將一種淡而有韻味的語言風格發揮到極致。

　　首先，來看《大淖記事》中對巧云的描寫：

　　巧云十五歲，長成了一朵花……瓜子臉，一邊有個很深的酒窩。眉毛黑如鴉翅。長入鬢角。眼角有點吊，是一雙鳳眼。睫毛很長，因此顯得眼睛經常是瞇瞇著;忽然回頭，睜得大大的，帶點吃驚而專注的神情，好像聽到遠處有人叫她似的。她在門外的兩棵樹杈之間結網，在淖邊平地上織席，就有一些少年人裝著有事的樣子來來去去。她上街買東西，甭管是買肉、買菜……同樣的錢，她買回來什么都比別人多，東西都比別人的好。

　　這里先用白描刻畫巧云外貌的美，特別突出她的眼神特點;然后又從不同層次不同年齡不同職業的眾多人的反應中烘托巧云的美。

　　再以《受戒》中的一段為例：

　　蘆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蘆穗，發著銀光，軟軟的，滑溜溜的，像一串絲線。有的地方結了蒲棒，通紅的，像一枝一枝小蠟燭。青浮萍，紫浮萍。長腳蚊子，水蜘蛛。野菱角開著四瓣的小白花。驚起一只青樁(一種水鳥)，擦著蘆穗，撲魯魯魯飛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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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段景物描寫滲透著人情，情與景和諧，富有詩情畫意。意象的飄動重疊中，有一種流動的思緒和流動的美。讀后讓人感到一種氛圍，一種韻味，一種言猶未盡、余音繞梁的感覺。

　　正如汪曾祺所說，“作品的語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養。語言的美不在一個一個的句子，而在句子與句子之間的關系。”在他看來，語言是作者人格的一部分;語言體現了小說作者對生活的基本態度;語言決定于作家氣質。把語言提到非常顯要的位置上，這是一個有著豐富寫作經驗的小說家在長期與語言游戲、玩味、揣摩、較量中的深切體會。

　　總之，汪曾祺作為中國文學史上聯接現當代文學的作家，有著“抒情的人道主義者”的美譽，他的散文化小說文體的開創、回憶性的敘事方式、獨特的風俗畫氛圍營造、閑淡典雅的語言風格，顯示了一種成熟的小說文體的典范，具有卓姿獨立的美學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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