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小說的風格特色如何

時間：2024-07-30 15:55:38 文圣汪曾祺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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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小說的風格特色如何

　　汪曾祺是一位跨越現當代具有獨特風格的作家，在汪曾祺作品中，民情風俗包含著真實的性情。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汪曾祺小說的風格特色，歡迎閱讀與收藏。

汪曾祺小說的風格特色如何

　　和諧的風俗

　　汪曾祺的小說創作風格鮮明，以獨特的文學氣質和淳厚的生活底蘊，熱衷對故鄉、對童年展開溫馨的回憶，并擅長作風俗畫式的描繪，而被稱為“風俗畫作家”。汪曾祺說過：“風俗，不論是自然形成的，還是包含一定的人為成分，都反映了一個民族對生活的摯愛，對‘活著’所感到的歡悅，風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此看出在汪曾祺的小說中關于風俗畫的描繪是有意為之的。《受戒》和《大淖紀事》之所以吸引了眾多讀者，其中重要的因素是它們那種別有風情的風俗描寫。如《受戒》的結尾處：“英子跳到中艙，兩只槳飛快地劃起來，劃進了蘆花蕩。紫灰色的蘆穗，發著銀光，軟軟的，滑溜溜的，像一串絲線。有的地方結了蒲棒，通紅的，像一枝一枝小蠟燭。青浮萍，紫浮萍。長腳蚊子，水蜘蛛。野菱角開著四瓣的小白花。驚起一只青樁(一種水鳥)，擦著蘆穗，撲魯魯魯飛遠了……”其筆下那具有地域風情的描寫，表現出一種純樸、溫馨、清雅和諧的美感，猶如一幅美麗的畫面久久地定格在讀者的視覺之中。

　　在《大淖記事》里，有隨四時自然變化的沙洲美景、高阜上的雞鴨炕房、負曝閑談的人家、忙碌的漿房、田疇麥垅、閑置的候船室。總之，這里的一切和街里不一樣，“這里的顏色、聲音、氣味和街里不一樣”!這正是大淖人自然恬靜天性的寫照。而小說中十一子和巧云追求愛情的方式同大淖風情和諧，使人很難分出哪些是寫人物，哪些是寫風俗。風俗和人物渾然一體、自然天成，交相輝映地體現出民間生活的本真生命形象和人格取向。

　　優美和諧的風俗不僅表現在人與人、人與群體社會的融洽關系中，還表現在人與物之間的親近上。《受戒》中的小和尚海明和小姑娘英子愛聽青蛙打鼓、寒蛇唱歌，看熒火蟲飛動。《天鵝之死》中的白蕤對美麗的天鵝情有獨鐘。《曇花?鶴和鬼火》中的李小龍愛那雪白的曇花、美麗的野鶴和綠色的鬼火。在這種人與物的關系中，物似乎成了人的生命的一部分，可以與之交流、與之溝通，形成了親切優美的共存關系。

　　散文化的結構

　　在《汪曾祺小說選》的自序中，汪曾祺發表了一些對于小說的獨特看法：“我曾想打破小說、散文和詩的界線。后來在形式上排除了詩，不分行了，散文的成份是一直都明顯地存在著的。……不直接寫人物的性格、心理、活動。有時只是一點氣氛……氣氛即人物……作品的風格就是人物性格。”汪曾祺的小說，擺脫了傳統小說觀念里強調情節，注重人物的塑造，鋪設懸念，突出矛盾等結構特點，而是淡化情節，淡化人物，沒有任何的懸念、沖突和高潮，形成了他散漫舒朗的結構風格。

　　例如《受戒》以寫荸薺庵開頭，從而引出當地和尚的風俗、荸薺庵的生活方式、和尚明海出家的過程和小英子一家的生活狀態，最后才通過小英子的眼睛來寫明海受戒的過程。同時，小說的穿插成分還像滾雪球一樣不停向外滾動著別的穿插細節，例如描寫庵中生活的一段，順便交代了幾個和尚的情態，在敘述三師傅時又寫到了他的絕技、和尚和當地姑娘私通的風俗等，雖然表面上顯得枝節縱橫，但是作者的敘述卻是那么的自然，如水的流動一般，不拘一格而又渾然天成。這種順其自然的閑話文體表面上看來不象小說筆法，卻盡到了小說敘事話語的功能。正是這種隨意漫談，自然地營造一種純正天然的藝術世界。

　　《大淖記事》中，作者首先描寫的環境背景大淖，具體詳細介紹了大淖的景觀和淖邊人家的生活，讀來親切，猶如讀介紹地方志的隨筆。事實上正是這種隨筆寫法統領全文，如文中介紹輪船公司附近人家的鄉風生活、錫匠們的工作和他們的生活，又寫世代居住淖邊的人家的生存狀態、風俗習慣、女人們的妝扮和工作、私生活上的不規矩。作者娓娓道來，如同是流動著的小河，碰見什么就要映現什么，然后在水流盡處現出人物，自然而然，姿態橫生。其實這種結構上的自然松散，是構成作家小說散文化風格的特征之一。這一切看似隨便的敘述，飽含著作者對文本結構“苦心的經營”。

　　詩化的語言

　　汪曾祺說自己屬于“一個通俗抒情詩人”的氣質類型，因此他是用詩人的詩性來感受世界，也是用如詩般極美的語言來書寫世界。汪曾祺小說語言風格的詩化特征主要表現為小說形式的詩歌化，內容上則是將現代詩歌意象與中國生活圖像和諧地結合在一起。

　　如《受戒》中的二段描寫：“屋檐下一邊種著一棵石榴樹，一邊種著一裸桅子花，都齊屋檐高了。夏天開了花，一紅一白，好看得很。桅子花香得沖鼻子。順風的時候，在荸薺庵都聞得見。”多么富有詩情畫意的鄉村風光!一棵石榴樹，一棵桅子花，一花一果，一紅一白。我們不由得想到，在這樣的花前月下，兩個朝夕相伴的少年男女那種愛戀之情的自然發生，以及愛隋的美妙無比。

　　在《大淖記事》中，汪曾祺是這樣寫大淖的四季景物變化的：“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紅色的蘆芽和灰綠色的蔞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綠了。夏天，茅草、蘆荻都吐出雪白的絲穗，在微風中不住地點頭。秋天，全都枯黃了，就被人割去，加到自己的屋頂上去了。冬天，下雪，這里總比別處先白。化雪的時候，也比別處慢。河水解凍了，發綠了，沙洲上的殘雪還亮晶晶地堆積著。”這幅大淖四季景物變化圖的語言都是很常用的，沒有生僻古怪的，但它們組合在一起，就充滿了大淖鄉土的氣息，它撲面吹來，帶來大地的清香與芬芳。這些語句就是一首五彩的詩，一首用日常平凡的語言抒寫出的詩意盎然的美麗篇章。

　　“詩者，人之性情。”靈秀筆觸與詩意語言的統一，構成了汪曾祺獨特的審美世界，也成就了他在中國當代小說中的卓然神韻。

　　健康的人性

　　在《受戒》與《大淖記事》這類作品里，汪曾祺不重人物性格，而重氛圍渲染，注重健全的人性和健康的美。溫軟的水，朦朧的月，搖曳的云影，迷人的沙洲，感應著明海小和尚、小英子、巧云、十一子們細微神秘的心靈震顫;那混沌的愛，迷離的情，則展示出生命的騰踴，美的精魂的躍動。《受戒》中作者用抒情的筆調描寫了小和尚明海與村姑英子的戀愛故事。他把明海當作一個普通人來描寫，讓其按照自然天性發展，表明了對健康人性的禮贊。作者既描寫了明海每天開山門、掃地、燒香、磕頭、念經等超凡脫俗的僧侶生活，又描寫了和“野和尚”們殺豬、吃肉、打牌、搓麻將的世俗生活。明子看到小英子留在田埂上的一串腳印，“這一串美麗的腳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亂了”……特別是當小英子爬到明海耳邊說“我給你當老婆，你要不要?”的時候，他們完全沒有考慮到任何世俗束縛，而純粹是以“人性”為唯一前提，顯示的是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情美。這充分體現了作家對于充滿著純情的自然之愛的眷戀之情，對健康而純潔的人性的肯定和贊賞。

　　《大淖紀事》中，大淖的女人們像男人一樣干活，一樣掙錢，一樣靠肩膀吃飯，沒有慣常的女性的扭捏和對男性的依賴。大淖的女人們走相、坐相也像男人，“要多野有多野”。這里的人家極少明媒正娶，有開放的性觀念，傳統的倫理和偏見在這里被沖淡，女人和男人“好”或“不好”，唯一的標準是“情愿”。她們充滿了粗獷的、原始的、野性的生命活力，在生活中盡情釋放生命的能量，敢拼敢搏，敢恨敢愛。一切率性自然，隨心所欲。汪曾祺用自己的筆還原被壓抑被扭曲和異化的人性，讓他們回到人性最初的本真、善良、人性之美。

　　汪曾祺小說獨特的審美世界，散文化的結構形式，平淡而富有詩意的語言，都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顯示了一種成熟小說文體的典范。而他小說獨特的風格不僅成就了他的一生文學品性，也為中國文學的發展之路留下了一筆寶貴的財富。在他那些優美而令人回味無窮的小說里，我們感到這平凡塵世上，諸多美麗、若多詩意。看到了生命的各種狀態，人生的各個層面，體味到了生活的酸甜苦辣，感悟到了成熟和達觀。

　　主題思想

　　生活審美

　　汪曾祺的散文沒有結構的苦心經營，也不追求題旨的玄奧深奇，平淡質樸，娓娓道來，如話家常。

　　他以個人化的細小瑣屑的題材，使“日常生活審美化”，讓人重溫曾經消逝的古典主義的名士風散文的魅力，讓日常生活、讓恬淡與雍容回歸散文，讓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

　　以畫記事

　　汪曾祺的繪畫題材的選擇上呈現出濃郁的生活氣息。白菜、蘿卜、大蔥、大蒜等不入時人之目的瓜菜皆可入畫。這些尋常之物經常成為他的創作對象，并在他的畫筆下顯現詩意，具有了審美價值。

　　汪曾祺的小說中，眾多典型人物大都具有率真、美好的品性。《受戒》中的和尚可以不守清規戒律，率性而為。《大淖記事》的挑夫們，《安樂居》的酒客們面對艱苦生活依然通達樂觀，不為物累。

　　舉重若輕

　　汪曾祺來自文化濃郁的江南，中國的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注入在他的血液里，對他的文章意蘊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

　　同時，以“中和為美”的傳統美學思想也同樣蘊藏在汪曾祺的筆下，筆下文章中的“中和為美"體現在他不講求氣勢恢宏的意境，也不講求繁瑣沉重的抒情，在意的只是舒緩從容的表達，“中”與“和”水乳交融，渾然一體。汪曾祺的文學創作一直秉承著對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他曾這樣表達他的美學思想，“泰山過于雄偉，所以我從不寫泰山。”“我不在乎深刻，中和才是我所追求的。”所以，汪曾祺從不描繪過于龐大的事物，他所描繪的多是現實生活中常見的花鳥魚蟲，草木瓜果。這些常人看來最平常最細微的小事物，才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象征，是真正具有民族風俗意義的。常從樸實無華的飲食入手，來表現他的傳統文人精神。

　　儒家美學

　　汪曾棋認為，儒家的精神內核是“仁心”和“恕道"。對于儒家仁學思想，汪曾祺的接受是有選擇的，他曾說：“我不是從道理上，而是從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認為儒家是講人情的，是一種富于人情味的思想。”這里的“人情”，指的是儒家倫理情感。這種“人情”以親情為起點，由己及人，以等差的形式加以推衍，在日常創作中有所體現。

　　儒家詩教強調詩歌的社會職能，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汪曾祺非常注重文學的社會功利作用，他認為，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首先是社會的得失。有一個樸素的、古典的想法。總得有益于世道人心。

　　道德人格

　　汪曾祺的小說在于倡導以倫理情感為核心的道德人格的同時，還崇尚藝術人格。汪曾棋筆下人物的各種藝術創作、工藝技能，實際上都可以歸人廣義“藝”的范疇。汪曾祺在評價阿城的《棋王》的時候說：“人總要呆在一種什么東西里，沉溺其中。茍有所得，才能證實自己的存在，切實地掂出自己的價值。”

　　創作手法

　　語言魅力

　　汪曾祺的語言魅力，善于從人民群眾的口頭語言中學習文學表達的方式。不但刻意從人民群眾的口頭吸取營養，還留心街頭的各種文字，能從引車賣漿者流的各種啟事、告白中感受到口語的芬芳。

　　在《小說筆談》中，汪曾祺首先談語言，而一開始就寫下這樣一番話：“在西單聽見交通安全宣傳車播出：‘橫穿馬路不要低頭猛跑’，我覺得這是很好的語言。在一派出所外宣傳夏令衛生的墻報上看到一句話：‘殘菜剩飯必須回鍋見開再吃’，我覺得這也是很好的語言。”

　　行文流水

　　汪曾祺對于語言在文學中的分量是十分重視的。他的作品分開來讀，句子平淡無味，湊在一起來讀，便充滿韻味。

　　汪曾祺平淡的筆調不意味無趣無味，恰恰相反，作者的人生態度和審美情趣都在這內斂沉穩的筆法中彰顯了出來，體現了個性的魅力，獨特的風格。汪曾祺曾把語言具象化成“流動的水”，這樣的比喻也在傳統的文化思想中出現過。語言的流動特性可以使看似散亂的篇章變得和諧流暢，從而達到統一的效果。這種行文似水的意境在《葡萄月令》中表現的尤為生動，《葡萄月令》寫的是葡萄從播種到收獲的生長過程，這樣一個普遍的自然現象被他用流動的筆調描繪的又生動又有趣。他對語言進行巧妙的設計，用比喻或是擬人手法，使句與句的聯系都簡潔明了，通俗易懂。在這樣語言的作用下，無論是句子，還是篇章，或是整個文章的意境都顯得栩栩如生，流露出作者對世間萬物的愛惜之情，對平凡生活的歌頌。

　　自由自在

　　汪曾祺的繪畫作品筆墨丹青間大都隱著真性情。其畫水仙，蒼潤多姿，柔中韻剛。其畫荷花，墨氣淋漓、俯仰生姿。花卉作品，有臨風自得的恬淡，也有活潑自然的熱烈，在抒情寫意間，借所畫之物表達了胸中的某種意趣、某種激情，使人感到他率性而為，自由自在的本性。

　　汪曾祺對齊白石的畫作極為推崇，被他當作領悟中國畫真諦的一把鑰匙。汪曾祺在進行小說創作，描摹對象時，充分注意到在似與不似間尋求平衡，看似逸筆草草，實則以極簡之筆達到刻畫人物入目三分的效果。

　　情感如水

　　在汪曾祺的散文中漫游，感受到的是如水一般溫柔、細膩的情感，這股溫泉漸漸流人的心田，帶著它的溫存、安靜，然后讀者會嘗到這份情感帶有淡淡的鄉愁，還有些許京味的懷念。

　　汪曾祺的思鄉、念情還體現在他身為中國人的自豪和驕傲，體現在作為現代人依然保存著對傳統文化和傳統思想的情懷。汪曾祺在散文《皖南一到》中用“尋根”來表達自己對故鄉的熱情，在汪曾祺看來，這樣的心態是無可厚非的，也是無法抹掉的。在散文《端午的鴨蛋》，汪曾祺在寫這篇散文時，還對外強調自己的家鄉并非只有咸鴨蛋。汪曾祺的心始終扎根在家鄉的土地上，即使身在他鄉，他也會用自己的方式在文學的海洋里重回。汪曾祺曾表示，這種思鄉的情懷是中國人乃至整個人類都無法抹掉的深刻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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