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與苦雨齋

時間：2024-06-15 02:05:37 汪曾祺我要投稿

相關推薦

汪曾祺與苦雨齋

　　1924年，書齋中的周作人信筆寫了《故鄉的野菜》，在他，是“草木蟲魚”系列的先聲，亦暗潛其懷鄉之意(雖文中偏說“故鄉對于我并沒有什么特別的情分”)。這一篇后來流傳頗廣，許多人都知曉。1992年，汪曾祺作了一同題文章，記述自己家鄉的野菜之情狀(周為浙江紹興人，汪為江蘇高郵人)，其中意趣值得玩味。于文化趣味及文字趣味，汪曾祺得之苦雨齋的影響不在少數，及至晚年，他拿來苦雨齋之同題作文，是一種致敬，抑或未明言的游戲式的“比賽”，我們或許可以有不同的猜測，但從中透出的文脈之綿延與變數，卻是頗可探究的。

　　汪曾祺的文學趣味受廢名、沈從文的浸染，眾所周知矣，而文化趣味或更多來自于周作人、俞平伯一脈。從前后兩篇《故鄉的野菜》中可看出，他們對世態人情、民俗謠曲、野史雜記興味濃厚，多所點染。周作人引浙東童謠，“薺菜馬蘭頭，姊姊嫁在后門頭”;汪曾祺回憶兒時聽到的叫賣聲，“賣枸杞頭來!”又引家鄉歇后語，“王西樓嫁女兒——畫(話)多銀子少”。周作人征引《西湖游覽志》、《清嘉錄》中關于薺菜花的記載，汪曾祺征引《以莼姜法魚糟蟹寄子瞻》中的莼菜記錄、《野菜譜》中各種野菜的記錄。不過，亦是有相異之處的，周作人信手拈來日本將黃花麥果稱為“御形”，摘出《俳句大辭典》中描寫紫云英的語句，汪曾祺筆下未出現域外的記載。其中緣由，苦雨齋精通希臘語、日語、英語等多國語，對其文化之熟稔更是到了令人驚異的程度，游刃有余自不待言;汪曾祺自己亦遺憾未學通別種語言(他在西南聯大是個散漫的學生)，難引他國文化與本土比較類通。

　　周作人寫小品文，學術味道極濃，因其本質為思想家、學問家、愛智者(另有一稱謂似可借來，雖是其稱呼他人的：“好事家(Dilettante)”，“他愛藝術品，愛歷史遺物，民間工藝，以及玩具之類，或自然物如木葉貝殼亦無不愛”)，其學識由散文的形式表現而已(后來模仿苦雨齋者眾，得其形或有之，追其神韻難矣哉，即在這根底的大差異);汪曾祺的散文，思想的歷練不及苦雨齋遠甚，但其特出之處在于文字的靈動鮮活，多小說的筆法，畢竟他本是小說家(汪的許多小說、散文的界線模糊，因為他不認為兩種文體必須涇渭分明)，為隨筆這種文體注入了別致的氣韻。周作人的文章是雅的、清淡的(于澀味的追求亦是其文字的要義)，即使寫野菜這般普通俗常的物什，亦無改其氣質，如“日本稱為‘御形’，與薺菜同為春天的七草之一，也采來做點心用，狀如艾餃，名曰‘草餅’，春分前后多食之，在北京也有，但吃去總是日本風味，不復是兒時的黃花麥果糕了”。而汪曾祺的描寫，如“枸杞頭帶著雨水，女孩子的聲音也帶著雨水。枸杞頭不值什么錢，也從不用秤約，給幾個錢，她們就能把整籃子倒給你。女孩子也不把這當做正經買賣，賣一點錢，夠打一瓶梳頭油就行了”，語調溫婉，且極具畫面感，如見聲貌，有敘事記人的特點，這是與苦雨齋的區別。周作人倒是寫過敘事體的《初戀》，大約是其最近似小說的篇什，調子很靜，非靈動，是那種低眉的沉靜，或有熱情，但已被表層的淡然遮掩住了。周作人的性情與藝術氣質是散文式的，他曾談過對小說的看法，“老實說，我是不大愛小說的，或者因為是不懂所以不愛，也未可知。我讀小說大抵是當作文章去看，所以有些不大像小說的，隨筆風的小說，我倒頗覺得有意思，其有結構有波瀾的，仿佛是依照著美國板的小說作法而做出來的東西，反有些不耐煩看，似乎是安排下的西洋景來等我們去做呆鳥，看了歡喜得出神。”

　　汪曾祺寫小說，寫散文，亦有不少文論文字(輯為《晚翠文談》)，于自己的師承及所受影響多有談論。如外國的契訶夫、阿左林(又譯阿索林)，中國古代的歸有光，現代的魯迅、沈從文、廢名，這些說法自然是不錯的，或明或暗的影響我們稍加注意的確可感受到。不過，他極少提到周作人，在自己的師承方面似避免談及，只在評論他人的文章里言及苦雨齋(如給廢名小說選集寫的序《萬壽宮丁丁響》里，比較詳細地說起周作人對廢名的評價)。我想，這多半可歸結為時代與政治原因，1949之后的頭三十年，周顯然是一個禁忌，雖上層于其生活及寫作方面網開一面、給予出路，但大家在公共領域是有意避之的(其出版書籍亦須換個署名，如周遐壽、周啟明等)，而八〇年代之后，對周的著作出版及評價雖在逐步“解凍”，但爭議仍紛繁存在，現實的與心理的阻力還是很大的。汪曾祺可能很早就讀過苦雨齋的書，且年紀及長，文化領域的趣味與之愈加接近，影響想來是不可避免的，但在自己的文章中極少談及，時代的因素橫亙其間。《萬壽宮丁丁響》寫于1996年，其時的文化環境已算是寬松，所以多引周作人對廢名的評價言語，且多做肯定，不知是不是一種委婉的表示(汪曾祺一向主張不因人廢言，比如書法，他很喜歡蔡京的字，認為比蘇東坡、黃山谷的都好)。自然，寫《故鄉的野菜》同題文章，其方式更為直截了當，將在文論中從未提及的師承，以直接的創作展示出來。

　　論學問，汪曾祺遠不及周作人，當然他也從未想在學問上追摹前輩。周作人對希臘學、日本文化、兒童研究、婦女研究、性文化研究、民俗研究都有開拓之功，博覽群書(張中行回憶，“在我熟識的一些前輩里，讀書的數量之多，內容之雜，他恐怕要排在第一位，多到什么程度，詳說確說，他以外的人做不到”)，專門的學問功底有目共睹，影響不僅在當時，于后世亦延綿不絕;汪曾祺讀書以量而言，不算太多，面上是廣的，乃作家式的讀書，也就是讀雜書(“我主張抓到什么就讀什么，讀得下去就一連氣讀一陣，讀不下去就拋在一邊”)，其偏好性明顯，如方志、游記，讀書論、畫論，關于節令風物民俗、草木蟲魚的書，還有《夢溪筆談》、《容齋隨筆》，甚至《宋提刑洗冤錄》，都是他的喜好。在讀雜書一點上，兩人是共通的，不過苦雨齋學問更為廣博，其思想亦更為渾厚。如果說苦雨齋是愛智者，從“十字街頭的塔”中慢慢退居書齋，汪曾祺可說是“愛美者”，這個“美”是對自然與人性的審美，有人間世的煙火氣。置諸文章寫作上，汪曾祺不及苦雨齋之深邃，但其特出之處是文學趣味的加入，糅合那些兼容并蓄的學問雜拌兒，倒創出了他自己的文字情致來。比如他寫馬齒莧，除考證莧的分類外，還有這樣的描寫，“馬齒莧開花，花瓣如一小囊。我們有時捉了一個啞巴知了，——知了是應該會叫的，捉住一個啞巴，多么掃興!于是摘了兩個馬齒莧的花瓣套住它的眼睛，——馬齒莧花瓣套知了眼睛正合適，一撒手，這知了就拼命往高處飛，一直飛到看不見”。這是閑筆，而好看亦好看在此處。

　　周作人的時代，白話文初創，一切可能性均是存在的。他對此有許多思考，在評論劉大白的詩集《舊夢》時說，“他竭力的擺脫舊詩詞的情趣，倘若容我的異說，還似乎擺脫的太多，使詩味未免清淡一點……大白先生富有舊詩詞的蘊蓄，卻不盡量的利用，也是可惜。”雖是談白話詩，于白話文也是一樣，其趣味是明顯的，若與評廢名與俞平伯比照，就相映而分明了。說是據在河北某女校的調查，“廢名君的文章是第一名的難懂，而第二名乃是平伯”，“現代的文學悉本于‘詩言志’的主張，所謂‘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標準原是一樣，但庸熟之極不能不趨于變，簡潔生辣的文章之興起，正是當然的事”。苦雨齋寫文如說話，毫無拘束，無有定規，暢達自然，行云流水，其中暗含著以文言與西語改造或曰融入白話，句子的結構、段落的文意關聯，乃至字詞的選擇，都有脫胎換骨之功;他自己說，“以口語為基本，再加上歐化語，古文，方言等分子，雜糅調和，適宜地或吝嗇地安排起來，有知識和趣味的兩重統制，才可以造出雅致的俗語文來。我說雅，這只是說自然，大方的風度，并不要禁忌什么字句，或者裝出鄉紳的架子。”

　　而汪曾祺對語言的重視，可以說是無以復加。他曾經打過一個比方，認為語言和內容的關系不是橘子皮和橘子瓤的關系，決不可分開，“語言就是內容”。汪說過一句狠話：“寫小說就是寫語言。”他的早期文章(包括小說與散文)，文字較為雕琢，長句式不少，結構時有復雜處，意思也有些纏繞的感覺，有歐洲現代派文學影響，似亦有來自老師沈從文的行文特征之余韻。他成熟期的文字，化百煉鋼為繞指柔，極白，簡直就是大白話(除去從古籍里來的引文)，有時極似日常語，但我們讀之，覺得經讀，白而不俗，如上引女孩子賣枸杞頭的幾句，再有，“北京人叫做馬莧兒菜，吃的人很少。養鳥的拔了喂畫眉。據說畫眉吃了能清火。畫眉還會有‘火’么?”每句話都很“白”，不過連在一起，卻極有味道，是有意蘊的底子的。用他的話講，“好的語言是不能拆開的，拆開了它就沒有生命了。好的書法家寫字，不是一個一個的寫出來的，……中國人寫字講究行氣，‘字怕掛’，因為它沒有行氣”，字與字之間應如“老翁攜帶幼孫，顧盼有情，痛癢相關”。這其實和苦雨齋異曲而同工，都有著對古漢語的極度熟稔，及對日常口語的深切體認。汪曾祺晚期的文字，幾乎用純白話，但這白話卻非簡單的、拉拉雜雜的口語，是對漢語言苦心孤詣提煉所成，他曾用川菜里的“開水白菜”做比，其“湯清可以注硯，但是并不真是開水煮的白菜，用的是雞湯”;除了其他來源，還要著重強調一下戲劇與民間文學的影響，“中國的說唱文學、民歌和民間故事、戲曲，對我的小說產生了不小的影響，主要是在語言上”，小說如此，散文自然不會例外。

　　周作人和汪曾祺都喜歡談吃，寫食物。應該說，在這一點上，汪曾祺較之周作人寫得更好玩，更鮮活，原因很簡單，如汪談及袁枚的《隨園食單》，說其中許多菜的做法是聽來的，“他自己并不會做菜”，而苦雨齋也應是不做菜的。先前就有人不滿足于苦雨齋談吃，認為來來回回就那么幾樣，變化太少，其實只是源于老僧遠庖廚也(他對食物的觀照，其實更多人類學、社會學的興趣，如《吃菜》《北京的茶食》《談酒》《吃茶》等)。汪曾祺具生活趣味，親力親為，樂此不疲，可以為食材的采購、做法的創新、效果的展示花費多多的時間，置換至文字之上，自然大有生活質感和現場感，所謂寓教于樂，好看至極。如談“干絲”，不僅細細道來揚州干絲之由來及特點，“煮干絲不知起于何時，用小蝦米吊湯，投干絲入鍋，下火腿絲、雞絲，煮至入味，即可上桌。不嫌奪味，亦可加冬菇絲。有冬筍的季節，可加冬筍絲”，且在美籍華裔女作家聶華苓來京到家里做客時，上煮干絲一道，“華苓吃得淋漓盡致，最后端起碗來把剩余的湯汁都喝了”。煙火氣十足，且透露婉曲的詩意，乃汪曾祺談吃的特點。

　　為何喜談飲食，以及男女，其實關涉著思想的根源問題，那就是周作人、汪曾祺對生活的平實看法，即要認真對待生活，要好好地去生活。于汪曾祺，更多的是作家的直感，樸素的生活之審美，而周作人作為思想家，是有著自覺的意識并多次著文宣揚的，如他不止一次引用清代焦循《易馀龠錄》卷十二中的一段話：

　　“先君子嘗曰，人生不過飲食男女，非飲食無以生，非男女無以生生。惟我欲生，人亦欲生，我欲生生，人亦欲生生，孟子好貨好色之說盡矣。不必屏去我之所生，我之所生生，但不可忘人之所生，人之所生生。循學易三十年，乃知先人此言圣人不易。”

　　苦雨齋于上面的話，再加強調，“中心思想永久存在，這出于生物的本能，而止于人類的道德，所以是很堅固也很健全的”。若說有一以貫之的“道”，那這就是苦雨齋的道，亦即人本主義(他自己稱之人生主義，“實即古來的儒家思想”)，其一生的為文都是基于此而生發。而我們讀汪曾祺的作品，會發現，大致不離此范疇。飲食之外，兩人都很關注男女，即兩性之間的事體，即源于此。周作人曾評論《舊約》中的《雅歌》：“我們不承認男女關系是不潔的事，所以也不承認愛與妒為不好：‘愛情如死之堅強，嫉恨如陰間之殘忍，’這真是極好的句，是真摯的男女關系的極致，并沒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他對英國藹理斯的重點譯介，對中國古代王充、李卓吾、俞理初等思想家的推崇，都基于他們思想之開通(“疾虛妄”)，對人世與人性的體貼及觀照，“我不知怎的覺得西哲如藹理斯等的思想實在與李俞諸君還是一鼻孔出著氣的，所不同的只是后者靠直覺懂得了人情物理，前者則從學理通過了來，事實雖是差不多，但更是確實，蓋智慧從知識上來者其根基自深固也。”

　　而汪曾祺的創作，對于此理念(“出于生物的本能，而止于人類的道德”)，有著文學上美好的詮釋。如《受戒》，描寫明海和小英子初萌的情感：

　　“她挎著一籃子荸薺回去了，在柔軟的田埂上留了一串腳印。明海看著她的腳印，傻了。五個小小的趾頭，腳掌平平的，腳跟細細的，腳弓部分缺了一塊。明海身上有一種從來沒有過的感覺，他覺得心里癢癢的。這一串美麗的腳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亂了。”

　　寫小和尚的戀愛，有出人意表處，但何嘗不是于生物的本能與人類的道德之界限內呢?而在此界限內，皆可謂之人性矣，既為人性，那全然都可在溫情之理解范疇內。《大淖記事》中，淖邊挑夫群落不僅勞作方式與“街里的人”不同，在“男女”上亦頗為駭俗，如不明媒正娶，不在意所謂儀式與規矩，隨心而為，“這里的女人和男人好，還是惱，只有一個標準：情愿。”汪曾祺作為作者插了一句：“到底是哪里的風氣更好一些呢?難說。”事實上表明了他的態度。周作人曾引用《觀佛三昧海經》卷八的一首偈：

　　“若有諸男子年皆十五六

　　盛壯多力勢數滿恒河沙

　　持以供給女不滿須臾意”

　　他評論道：“這就是視女人如惡魔，也令人想起華寧格耳的娼婦說來。……對于婦女的狂蕩之攻擊與圣潔之要求，結果都是老流氓的變態心理的表現，實在是很要不得的。”世俗社會對大淖挑夫群落的側目而視，即隱含著于“婦女的狂蕩之攻擊與圣潔之要求”，而此群落中女性的生活及性心理之健康，是對傳統腐朽看法的有力一擊。在男權社會中，“女子的這種屈服于男性標準下的性生活之損害決不下于經濟方面的束縛”，而我們所幸能夠看到，《大淖記事》中的女性，掙脫了這一無形的枷鎖，汪曾祺的傾向昭然矣。

　　不過，汪曾祺的晚期小說創作涉足了一如走鋼絲的領域——不倫之戀，如《小嬢嬢》，是其早期兩性觀念的延伸發展，大膽而混沌，其角色的罪感與恥感令我們的價值判斷亦發生迷亂，不知究于何底。此一點，苦雨齋的文章里似未提及過，至于其態度如何，不敢妄言。

　　文化傳統的中斷或接續，似是一個嚴重的話題。其實自苦雨齋至汪曾祺的文章來看，更有溫潤的色彩在，一股潛流在地下靜靜流淌，多年不絕，值適宜的境遇，重獲新機。文化之“化”，非短時間可為，更是潤物無聲、潛移默化之果。汪曾祺曾引用托爾斯泰稱道的一句話，“菌子已經沒有了，但是菌子的氣味留在空氣里”，或亦可移來用作一種隱喻吧。

【汪曾祺與苦雨齋】相關文章：

汪曾祺的詩歌11-28

汪曾祺的語調04-19

汪曾祺介紹12-09

汪曾祺的散文05-23